在办案时，我看到不止一份笔录里，当事人都反复说着同一句话：“警官，我真的没想骗钱。”这话听起来很苍白，因为空口无凭。很多当事人进了讯问室，会陷入一个误区：以为只要老老实实、问什么答什么，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他们像学生对待考试一样，希望答完所有问题就能过关。但刑事案件的“考卷”，有些最关键的送分题，可能根本没写在提问列表里。
这种“答题”心态，源于一种普遍但危险的认知。当事人会觉得，警察没问的，我就不用主动说；警察问到的，我如实回答就好。尤其是在涉及经济往来的案件中，当事人往往认为自己问心无愧，事实清楚，配合调查就能说清。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刑事侦查的目标是查明犯罪事实，对于“借贷型诈骗”这类案件，办案人员的思维会天然地沿着“非法占有目的”这根主线去推进。如果你只是被动回应，你的所有解释都可能被编织进对你不利的证据链条里。更麻烦的是，你的沉默，或者对某些关键点的回避，在办案人员看来，可能恰恰佐证了“没有还款意愿”或“没有还款能力”的嫌疑。
那么，什么才是警方真正在意的，却可能不会直接问出口的“考题”呢？这就要回到借贷型诈骗罪的认定核心：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这个目的不会写在脸上，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。在实践中，有几个关键推断因素，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分水岭。很多当事人不了解，辩护律师在侦查初期的核心工作之一，就是引导当事人，把这些虽未被问及、但至关重要的“解释”，主动、清晰、有理有据地呈现出来。目标很明确：尽最大可能，在案件定性初期，就为“民事纠纷”争取空间，对抗“刑事犯罪”的惯性认定。
结合我们团队办理这类案件的经验，我认为，当事人如果能在律师的指导下，围绕以下几点进行有效沟通，局面往往会明朗很多。
第一，必须主动、具象地强调还款能力。警方可能会问“你当时还得起吗”，但不会问你“你有什么资产可以还”。当被问及偿还能力时，不能只简单回答“有”或“没有”。你需要具体化。比如，可以说明：“虽然当时公司资金周转紧张，但我名下在某小区有房产，公司每月有相对稳定的营业收入，还有几笔应收账款正在催收。我的问题是短期流动性不足，远非资不抵债。”甚至，如果家庭能够提供支持，也可以客观陈述父母或配偶愿意帮助偿还的意愿。这直接挑战了“无偿还能力”这一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依据。
第二，正视资金用途，给“偿还旧债”一个正当理由。很多当事人一听警方问“钱用到哪里去了”，就急于否认用于还旧债，怕坐实“拆东墙补西墙”。实际上，关键在于解释还旧债的目的。你可以承认：“这笔借款确实用于支付去年拖欠的供应商货款和员工工资了。因为如果这些钱不付，公司会面临诉讼、停产，彻底失去经营下去、创造收入的机会。偿还这些旧债，是为了保住公司的基本盘，让它能继续运转，未来才有能力偿还这笔新借款。”这样的解释，就把“借新还旧”的行为，从单纯的资金腾挪，上升到了为维持生产经营、保障后续偿债能力的合理商业决策层面。
第三，合理解释任何可能被理解为“逃避”的消极行为。如果曾有过不接电话、暂时失联甚至拉黑对方的情况，这几乎是办案人员认定“逃债”意愿的直接证据。对此，必须给出一个合乎常情的客观原因。例如：“那段时间债务压力集中爆发，家里又突遇急事，我一时精神崩溃，陷入了极度焦虑和逃避的状态，不敢面对任何催债电话。但这只是我个人短暂的沟通失败和心理崩溃，绝不是想赖账。之后等我情绪稍稳，我就主动联系对方，并开始商量卖车卖房来筹款。”把“失联”归因于暂时的心理危机和沟通方式问题，而非主观上的非法占有，这非常关键。
说到底，这些解释的核心，是把当事人从一个“诈骗嫌疑人”的抽象标签里拉出来，还原成一个在复杂经济环境中遇到困难、决策可能不当、但始终保有还款意愿和基础的普通人。警方和检察官也是人，一套逻辑自洽、符合生活经验的解释，比单纯的否认或沉默，更能让人听得进去。
刑事案件的结果，常常在侦查初期的这些细节沟通中就已埋下伏笔。很多家属觉得，人进去了就只能等待，其实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，专业的律师指导当事人进行有效沟通，恰恰是“黄金救援期”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如果你正面临类似困境，感到无从下手，可以把具体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分析一下，当前阶段沟通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