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办公室里，我常常会接到一些心急如焚的家长电话，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卷入了冲突，甚至可能面临刑事指控。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充满了困惑和恐惧：“叶律师，孩子明明是被欺负的那个，怎么最后反而成了‘故意伤害’？”这类涉及校园霸凌的未成年人伤害案件，确实是实务中的难点，很多当事人和家属都搞不清，为什么“还手”的性质会有天壤之别。
很多当事人会问，为什么孩子被打了还手，最后却被认定为“互殴”？这里面的核心，在于判断孩子当时的主观意图是什么，是想保护自己，还是想跟对方打架。法律上，我们称之为防卫意图和斗殴故意的区分。
最高法最近发布的一个指导案例，讲得很清楚。一个叫江某某的孩子，因为聊天被同学胡某勒索威胁，后来又连续被孙某某等多人挑衅、踢打，最后被十几个人围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江某某有过言语上的回怼，也带了把小刀防身。办案机关一开始认为，他带了工具，有言语冲突，这就是斗殴的故意。但法院最终没有这么看。
这个判决给我们提了个醒：判断一个孩子的意图，不能只看他有没有说狠话、有没有带东西。要看他是不是整个冲突的挑起者和升级者。像江某某这样，从头到尾都是被动的一方，面对多人围堵，他带把小刀，说几句硬话，这更像是被逼到墙角时的应激反应，是同龄孩子在那种恐惧下的正常表现，不能因此就说他是想去打架。我们辩护时，就要重点向办案机关讲清楚这个“前因后果”，还原孩子在整个事件中的被动地位。
确定了孩子是想防卫自己，下一个问题就是：他反击的时候，对方的欺负行为停止了吗？法律上要求防卫必须针对“正在进行”的不法侵害。
但在校园霸凌的场景里，这个“正在进行”不能理解得太死板。比如，一伙人把孩子打倒在地，拳打脚踢一阵后，可能停了几秒钟，或者有人从背后扇了一巴掌。这时候，能说侵害结束了吗？显然不能。孩子还被十几个人围着，威胁根本没有解除，短暂的停顿只是暴力的间歇。
指导案例里，江某某的第二次捅刺，就发生在他被掌掴的时候。法院认为，这仍然是针对“正在进行”的侵害的反击，而不是事后的报复。这对我们辩护工作很有启发。我们不能让办案机关机械地切割暴力动作，而要强调现场的整体情境——只要孩子还处于被多人围堵、控制的状态下，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就一直在持续，他的反击就具有紧迫性。
这是争议最大的部分。孩子防卫，把对方打成了重伤，是不是就一定“过当”了？很多家属最怕这个“唯结果论”。
判断限度，首先要看力量对比。一个孩子面对十几个人的围殴，这种力量是绝对悬殊的。对方哪怕只用拳头，也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孩子情急之下用了工具，是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力量差距，是为了让自己能有机会逃脱，这种手段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。不能简单地因为“对方空手，你用了刀”就认定过当。
其次，要用孩子的标准，而不是事后冷静的成年人标准去评判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在极度恐惧和慌乱中的孩子，还能精准地控制自己反击的力度和部位。他持刀乱挥，那是本能反应。只要他的反击是针对正在打他的人，没有去伤害旁边劝架的同学，也没有在对方完全失去能力后继续追打，这就体现了行为的节制性。
最后，一定要打破“唯结果论”的思维。造成重伤的后果固然严重，但这个后果的根源，是那十几个人发起的不法侵害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巨大风险。这个风险，不应该由被迫防卫的孩子来承担。只要他的防卫行为是当时制止侵害所必需的，哪怕结果严重，也不必然等于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”。我们在辩护时，就要着力去证明，在当时那种千钧一发的关头，孩子的反应并没有脱离一个同龄人的认知范围，他是为了停止侵害而不得不为之。
处理这类案子，心情往往很复杂。我们既要为当事人争取合法的权利，厘清正当防卫的边界，也深知每一个卷入其中的孩子和家庭所承受的压力。这个指导案例的意义在于，它要求司法者回到现场，用孩子的眼睛去看当时的情境。作为律师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办案机关完成这种“视角的转换”，用证据和法理，讲好那个被围堵的孩子的故事。说到底，法律不该是冰冷的条文，它应该能看见弱者的恐惧，并给予他们保护自己的勇气和空间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