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年，我在杭州接触到的虚开发票类案件越来越多。有趣的是，随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变得更为严格，一些办案机关在难以认定“骗税”目的的情况下，开始倾向于改以虚开发票罪来追责。于是，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：前一种罪缩了，后一种反而“涨”了。
这让我想起前年一件案子——当事人所在的贸易公司为了“做业绩”，设计出一套有合同、有发票、有资金流的“闭环交易”。税也如实缴了，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。可侦查机关认为他们“虚开发票”，启动了刑事程序。那一次，我和团队花了不少时间去界定：他到底触犯的是什么罪？抑或根本无罪？
很多人以为，只要发票上有“问题”，哪怕没有骗税，也会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。这其实是个误区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205条以及2024年最新出台的《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要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核心在于两个方面：一是主观目的，必须是为了骗取税款；二是客观结果，必须造成或者足以造成税款损失。简单说，就是“要想骗国家的钱”。
在实践中，如果有真实的资金往来、货物流转，也没有偷税、骗税的结果，那么即使交易有“虚高”或者“倒买倒卖”的痕迹，也不宜轻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。去年我们团队也成功为一位类似情况的当事人争取到不起诉，理由正是不存在骗税目的。
问题在于，有的案件虽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却又被定为了“虚开发票罪”。这其实混淆了两个罪名的对象和功能。
《刑法》第205条之一规定的虚开发票罪，指的是“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”。它的对象是普通发票，而非专用发票。普通发票不具备抵扣税款的功能，主要用于记账、做凭证。虚开这种发票，通常是为了虚增成本、逃税或粉饰财务报表。
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完全不同，它的核心在于“抵扣税款”。两者在法律结构上就是并列关系，不存在“一个不成另一个顶上”的情况。我经常跟年轻律师说，虚开发票罪不能成发票犯罪的“万能口袋”，否则法条界限就模糊了，容易导致错案。
像前面提到的那位当事人，也是因为开具的所有发票都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最终我们抓住了这一点，成功说服法庭不适用虚开发票罪。
从立法沿革看，虚开发票罪是在2011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才新增的。它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应对另一类问题——有人通过虚开普通发票来虚增成本、减少应纳税额，从而逃税或者掩盖其他经济犯罪。换句话说，它的重点是防止利用普通发票逃税，不是处理一切“虚”发票行为。
如果没有国家税收利益受损，或者没有逃税、骗税的后续行为，仅仅发票内容与实际业务不完全一致，也不能直接入刑。否则，行政违规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就会被抹平，法律的边界反而越走越模糊。
因此，对办案机关而言，判断虚开发票罪是否成立，关键要看三点：
第一，发票对象是否属于普通发票；
第二，是否存在逃税或减少税款缴纳的目的；
第三，国家税收是否遭受实际或潜在损失。
现在，税务监管数据化、智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，国家的税控系统能实时比对票流、货流、资金流，发票已经不再是“唯一凭证”。这意味着，虚开的发票未必必然代表逃税或骗税，也未必自动触及刑法红线。
对于企业来说，要做的是三点：交易真实、信息透明、财务留痕完整。对于司法机关来说，更要谨慎使用虚开发票罪，避免将行政领域的问题刑事化。
说到底，刑法只处理“有实质危害”的行为。发票类案件，看似枯燥，其实藏着税收秩序与经济活动的微妙平衡。我们既要防止有人恶意钻空子，也要避免因为理解偏差，让本不该入刑的企业和人员陷入刑事风险。这，就是我这些年在实务中反复提醒同行和客户的一点。
法律的边界清晰，才是最好的保护。
——叶斌律师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