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年一个深夜，我接到一位张女士家属的电话，声音里透着急切和无力。家属说，她的亲人涉及一起婚恋型诈骗，金额说法不一，从几十万到上百万，争议很大。更糟的是，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，取保候审刚结束，又因检察院意见被收监。听完这些，我知道，这类案件的关键点并不只是情感故事，而在于金额认定与法律定性。
很多当事家属会问，“已经赔偿并取得谅解，为什么还不被认可？”我见过不少这样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在诈骗罪中，《刑法》把涉案金额作为量刑的重要参考。比如，涉案超一定标准，就可能进入十年以上的量刑档。赔偿、谅解、初犯，这些都是量刑时的从宽因素，但如果金额被定在高档，刑期的下限就摆在那里，不会因为这些从宽情节降档。
我记得这位朋友的案子，涉案金额分为几个版本：一部分被认定为借款，已取得谅解；另一部分被指控为诈骗。公安和检察院在金额认定上意见并不一致，但最终检方采纳了较高的数额。在办案经验中，如果辩护能将涉案金额控制在低档，比如50万以下，量刑空间会大很多；否则，进入高档即便全部赔偿，仍可能面临十年左右的实刑。
这就是我常说的——在诈骗罪的辩护中，金额不仅是数字，更是案件走向的分水岭。
婚恋型诈骗，尤其所谓“借贷型诈骗”，往往伴随感情因素。犯罪嫌疑人可能编造家人重病、创业资金短缺等理由获取财物，然后资金用途出现争议：是挥霍，还是实际用于创业、公司运转？这里面就涉及定性问题——是刑事诈骗，还是民事借贷纠纷。
我经手过的案件中，如果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确有真实借贷关系、资金用途合理且有偿还意图，办案机关有可能认定为民事纠纷。但现实是，很多婚恋型案件在证据链上难以回避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这些典型诈骗特征。一旦对方提供了证据证明受骗时并不知情，被害人出于虚假信息才转账，诈骗的构成就难以撼动。
在这位朋友的案件中，虽有创业用途的说法，但检方最终认定为诈骗，并按高金额起诉。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在金额认定上的博弈如此重要，因为金额是辩护策略的核心突破口。
当事人在案件早期已取保候审，说明当时的量刑预估并非高档。但收监往往意味着检方的新意见已经形成——涉案金额大、预判刑期长，就很难再获得取保。如果此时申请羁押复审，虽然是法律赋予的权利，但成功率并不高，尤其是在金额没有降档的情况下。
很多人会寄希望于谅解书、初犯记录来争取释放，但从法律条文来看，这些并非决定释放的法定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现实的策略就是在事实和证据上争取把涉案金额定为低档，同时强化民事属性的辩护，比如证明双方有真实的借贷关系，减少虚构事实的痕迹。
这类案件背后往往有感情故事——尤其是35到55岁的群体，容易在情感交流中形成信任，忽视风险。当情感与金钱交织时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卷入法律漩涡。不论是作为当事人还是家属，遇到涉及大额转账的感情关系，一定要及时留存证据，明确借贷条件和用途。
说到底，辩护的空间取决于案件事实和证据链的强度。涉案金额是硬指标，但金额的定性、资金的用途、双方的真实关系，都是影响判决的重要变量。只有在这些环节提前布局，才可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案件走向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