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团队接到不少关于电子烟非法经营案的咨询。很多家属一开口就问得很直接：“叶律师，涉案上百万，是不是就要判五年以上？”语气里满是焦急。我理解这种心情，一看到“主犯”、“数额巨大”这些字眼，压力瞬间就上来了。但说实话，决定刑期的，远不止账面上的数字。
很多当事人和家属容易陷入一个误区，认为刑期就像查表，金额一到某个数，刑期就自动对应某个范围。比如一听说涉案金额上百万，就下意识地觉得“五年起步”没跑了。
这个想法可以理解，但不够全面。非法经营罪的量刑，金额确实是基础，是划定“情节严重”和“情节特别严重”这条核心界限的关键依据。但一旦金额跨过了“特别严重”的门槛，比如达到了上百万这个级别，法官在五年以上这个幅度内具体怎么判，考量因素就复杂多了。
这时，行为的恶性、造成的社会影响、特别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就会成为更关键的砝码。我办过一个案子，几个朋友一起做电子烟生意，总金额都不小，都被认定为主犯。但最后判决下来，刑期却相差不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法院仔细区分了谁负责进货渠道、谁管理资金、谁拓展销售，这些细节决定了他们实际“作用”的大小。所以，光看金额，看不到全貌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也是开头咨询里提到的那种担忧：如果一个案子里有好几个主犯，金额都很高，都“贴着”五年这根线判，那法官该怎么区分？
这正是刑事辩护中需要极力厘清的重点。司法解释里明确，在共同犯罪中，要根据各被告人的地位、作用、参与程度来区分量刑。换句话说，即使都是主犯，也有“首要分子”、“作用最突出的主犯”和“其他主犯”的细微差别。
实践中，如果几个主犯的涉案金额都非常高，都达到了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，那么为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，法院就必须在他们之间拉开量刑差距。这时候，那个负责整体策划、掌握核心资源、获取违法所得最多的主犯，他的刑期就很可能被“向上顶一顶”，可能会比其他主犯多半年到一年。这不是随意加的，而是为了体现其更重的责任。所以，律师的工作之一，就是通过证据和论证，尽可能将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向“相对较轻”的方向去靠拢，避免成为那个被“顶上去”的角色。
那么，当金额已成定局，主犯身份也被指控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就只能听天由命了？当然不是。法律也预留了从宽处理的路径，而这时当事人的态度和行动就至关重要了。
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就是积极退赃退赔。就像咨询中问到的：“如果全部退还赃款，会怎么样？”这绝不是白费功夫。全部退赃，意味着尽可能弥补了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降低了社会危害性，这本身就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。在法庭上，这能非常有力地支撑起“认罪悔罪态度诚恳”的主张。相较于一分不退，全部退赃在量刑上争取到更大幅度减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，有时甚至是能否适用缓刑的关键。
除此之外，全程稳定的认罪认罚、主动预缴罚金，这些都能向法庭传递积极的信号。律师的任务，就是将这些散落的“悔罪”表现，系统地组织起来，形成一份有力的量刑辩护意见，向法官说明，虽然数额巨大，但当事人真心悔过、全力弥补，主观恶性和再犯可能性都已降低，请求在法定幅度内予以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。
说到底，当数额的门槛已经跨过，辩护的重心就要从“数额辩”更多地向“情节辩”、“人身危险性辩”转移。通过一系列扎实的补救工作和情节梳理，为当事人在看似僵硬的数字之外，争取一个更贴近其个人实际情况的、相对公正的判决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