执业十八年，我见过太多焦虑的当事人家属。那种坐立不安、六神无主的状态，我完全理解。也正是因为这种焦虑，家属在慌乱中做的决定，有时候非但帮不上忙，反而可能给案件添了乱。这就像在风浪里划船，越是手忙脚乱，船可能偏离得越远。
“叶律师，办案单位说，把钱退了，人就能取保，或者判得轻一点。”这是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。很多家属听到这话，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砸锅卖铁也要先把钱给退了。但这里面，其实藏着两个不大不小的“坑”。
我记得有个案子，家属急匆匆地筹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退了过去。等我去会见当事人张先生时，他却坚决地告诉我，他根本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，是被人冤枉的。你看，这就尴尬了。家属在外面拼命退钱，想表达一个“认错”的态度；当事人在里面坚称自己无罪。这不光是让家属白白付出了金钱代价，办案机关也会觉得奇怪：既然没犯罪，为什么要退钱？这笔钱非但没起到好作用，反而让情况变得更复杂，像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
还有一种情况更常见。钱是退了，但是对方被害人没有出具谅解书。等到后期，我们律师再去找被害人沟通，希望对方能给一份谅解书的时候，对方往往不那么配合了。你想，钱都到手了，他还有什么动力来配合你呢？在量刑上，只是退赃，和退赃并拿到谅解书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有时候，一份关键的谅解书，就是争取缓刑的临门一脚。钱退了，谅解书没拿到，这笔钱的价值就大打折扣，非常可惜。
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解，认为办案机关在做笔录的时候，会像录音一样，把当事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原封不动地记下来。说实话，根据我办案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这种情况我几乎没遇到过。
办案子就像拼图，笔录就是其中最关键的几块。但现实中，我见过更多的情况是，办案人员在制作笔录时，会有选择性地记录。当事人为自己辩解的、那些证明自己可能无罪或罪轻的话，有时候就被忽略了，能不记就不记。更麻烦的是，有时笔录里还会出现一些当事人根本没说过的话。比如，当事人明明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，笔录上却可能写着“明知是违法行为，仍然故意为之”。这几个字一加上去，性质就完全变了。
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？这恰恰是刑事律师早期介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我会见当事人的时候，一定会花很长时间去指导他如何应对讯问、如何核对笔录。比如，要清楚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对于笔录上和自己原意不符的地方，一定要当场提出来要求修改。如果对方不改，当事人有权拒绝签字，或者在旁边写明“以上笔录与本人所述不符”。这些细节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在法庭上，可能就是决定性的证据。刑事辩护是个专业活儿，每一步都需要精细操作。
说了这么多，可能你会觉得更焦虑了，好像处处都是陷阱。其实，我想说的是，面对复杂的刑事案件，家属最需要做的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去“救火”，而是保持冷静，然后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办。
办案机关的人员是否专业负责，我们无法选择。但是，为当事人选择一位专业且负责的刑事律师，却是家属可以决定的最重要的一步。一个好的律师，不仅是为当事人进行法律上的辩护，更是当事人和家属的“定心丸”和“导航仪”。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；他会代替你去和当事人沟通那些关键的细节，指导他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利。
办案子有时候像走钢丝，每一步都得踩稳。家属的关心和爱护是当事人最大的精神支柱，但这份爱，需要用在对的方向上。在最初的黄金救援时间里，与其盲目地去托关系、退赔款，不如静下心来，为他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“领路人”。这，或许才是对他最有效的帮助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