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，我们团队内部做了一场关于重大传销案件的研讨会。这是我们的常态。会上讨论的这起案件，组织结构相当复杂，以买卖玉石和高额利息为诱饵，最终整个公司都被定罪。我关注的是其中一位当事人的角色——他是一名讲师，只负责宣讲公司的发展规划，每次都只是展示PPT。但他的业务模式，确实要求发展下线、形成层级。
讨论到最后，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：对于这类角色，完全有可能通过改变罪名定性，从传销罪转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来实现大幅降刑。一个是要求五年以上的重刑，一个是三年以下甚至缓刑的空间。这个差距，对当事人来说，是命运的分水岭。
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不清楚，传销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虽然都跟"资金"和"层级"有关，但在法律上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传销罪的核心，是"拉人头"和"形成层级"，本质上是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来牟利，组织结构本身就有问题。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核心是"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"，它关注的是资金端的违法行为——有没有未经批准就向不特定对象借钱、有没有承诺还本付息。
我举个例子。假设一位讲师，他确实在台上讲公司如何规划未来、如何通过玉石交易赚钱，台下的人也确实因为他的宣讲投了钱。但能不能认定他"组织、领导了传销活动"？这要看他的行为有没有推动整个层级的形成。如果他只是按照公司给出的PPT宣讲，没有参与制定层级规则、没有管理下线团队、没有从发展的下线中直接获利，那他的角色就更倾向于"资金端的参与"，而不是"传销组织的核心。
这个思路，在很多实务案例中已经被验证过。当事人最怕的，是稀里糊涂被定成了重罪。而律师要做的事，就是把每一个行为拆开来，放到法律框架里重新审视。
我经常遇到当事人或者家属问一个问题：我/家人涉及了上千万的金额，是不是肯定要判很多年？
这个问题背后，藏着一个常见的误解：以为金额越大，刑期就一定越重。对传销罪来说没错，一旦涉案金额达到一定级别，法定刑确实就在五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。但这恰恰是辩护要突破的方向——如果罪名本身被定性错了呢？
回到这个案件。当事人作为讲师，他的行为模式更接近"向不特定对象宣讲、吸引资金"，而不是"组织、领导传销层级"。如果辩护方向能争取到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那法定刑就是三年以下。在此基础上，如果当事人认罪认罚、退赃退赔，争取缓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。
当然，这不是一个自动就能实现的结果，需要极其细致的事实梳理和法律论证。比如，要证明当事人没有参与层级的顶层设计，要证明他的主要工作是讲课而非管理，要拆解他的收入结构——有没有从下线的层级中抽成，还是只拿固定工资和课时费。
这些细节，往往决定了案件的走向。
这类案件，我见过太多家属把时间花在托人打听、找关系上面。不是说这些人不靠谱，而是这个策略本身就跑偏了。刑事案件最怕的，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。
传销案件，组织结构往往盘根错节，涉案人员少则十几人，多则上百人。每个人在其中的角色、行为、获利方式都不一样，法律上的定性也可能完全不同。如果家属拿到的信息是"他是讲师，没干别的"，那第一步要做的，不是急着问能不能保释，而是先弄清楚：这个角色在法律上到底该怎么认定。
家属可以做的几件事：第一，尽快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，了解他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获利情况；第二，整理他能拿到的证据，比如劳动合同、工资单、工作记录，证明他只是一名普通员工而非组织者；第三，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次程序节点——刑事拘留后的几十天，是取保候审和改变定性的关键窗口。
很多家属第一次来所里问情况，连该准备什么材料都不知道。这很正常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帮他们把整件事从头到尾理清楚。不需要急着断定结果，先把方向走对。
从第一个案例到刚才的分析，我们能看清一件事：传销案件中最关键的，不是当事人做了多少，而是他在整个体系中扮演的角色。把这一点把握住了，辩护就有了真正的基础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