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案子，被告人杨某明在几个月内，先后在上海两个小区租了房屋，装了多部宽带和固定电话。这些设备最终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，导致多名被害人被骗，涉案金额相当大。法院最终认定他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这个案子让我最关注的地方，不是诈骗数额有多大，而是法院如何一步步剥开被告人的辩解，认定他“明知”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。对于很多正在经历类似处境的当事人和家属来说，弄清楚这个认定逻辑，比单纯知道结果重要得多。
很多当事人被抓后，第一反应就是辩解：“我不知道对方是在搞诈骗”、“我只是帮人装个设备，钱是别人给的”。这个案子里的杨某明，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。但法律判断“明知”，从来不是只看当事人嘴上怎么说，而是看他整个行为链条是否“有违常理”。
我仔细研究了法院的裁判理由，发现法院从三个维度击穿了被告人的辩解。第一是行为起因上：他根本不具备安装宽带、固定电话和交换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，却突然在网络上接到一个“赚钱任务”。上家不仅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，连设备都是免费邮寄过来的，还承诺多带一个人参与就有额外高额报酬，包食宿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零成本、高收益”模式，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生活场景里，都是极不合理的。
第二是报酬支付方式上：上家的报酬不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、支付宝等正常途径支付，而是先以虚拟货币“泰达币”的形式打入他的电子钱包。他需要先把虚拟货币转到上家提供的、经常变动的钱包地址，制造一笔虚拟货币交易的假象，上家再把人民币打到他自己的银行账户。这种隐蔽的收款方式，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“异常交易”。如果一个生意人或者一个普通工人，突然用这种方式收钱，你难道不会起疑心吗？
第三是与上家的联系方式上：被告人与上家从未见过面，也不相识，却在上家指定的区域租赁住宅，专门安装大量通信设备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每次任务结束后，会主动删除所有的联系记录、聊天记录和电话记录。这种行为本身，就是逃避侦查的典型表现。结合这些情节，法院认定他“明知”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，是完全符合逻辑的。
很多家属会问：上游的诈骗犯没抓到，那帮他们装设备的人是不是就没事了？这个案子给出了明确答案。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即使被帮助的犯罪行为人尚未到案，但只要被帮助对象的犯罪行为可以确认，就不影响对帮助者的定罪。这个案子里，上游诈骗团伙在境外，具体身份信息无法查证，但公安机关通过多名被害人的报案陈述、通话详单、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，已经确认了电信诈骗数额超过50万元，属于数额特别巨大。这本身就构成了“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”的情形。
同时，杨某明本人的违法所得也超过了6万元，远远超过了司法解释中“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”的入罪标准。法院综合这两点，认定案件达到“情节严重”的标准，定罪量刑。这个逻辑告诉我们：帮信罪的成立，核心在于行为人的帮助行为和其主观明知，而不是上游犯罪人是否被抓获。
最后我想说，很多当事人之所以掉进这个坑，往往是因为觉得自己只是“打打下手”、“赚点小钱”，甚至觉得“我没直接骗人，我怕什么”。但法律对主观“明知”的判断，是通过你的行为反推你的认知。当你看到高额回报、隐蔽收款、频繁变更地点、删除信息记录时，你内心对这件事“不正常”的判断，在法律上就会变成“明知”。
所以，如果你或你的家属正面临类似的指控，或者被公安机关传唤过，第一步不是去纠结“我到底知不知道”，而是尽快把整个行为链条、交易习惯、与上家的联系方式等细节整理出来，找专业的刑事律师进行客观评估。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，自己先把自己绕进去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