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份案卷里，一位护士长的笔录写着：“反正我们都是按上面的要求做，具体谁定的规矩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这句话让我沉思了很久。它背后涉及的，正是当前医保诈骗案辩护中，一个既核心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——责任怎么划分？行为怎么定性？
很多家属一听说“滥用抗生素”、“低标准入院”这些词，第一反应是完了，医院肯定违规了。但这个判断本身，恰恰是辩护的起点。
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，直接根据医院的一些操作，就下结论说这是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。可问题是：认定“滥用抗生素”是需要医学专业判断的。一个非医疗背景的办案人员，光靠看住院记录，凭什么就确定这个药“不该用”？这个判断依据在哪？
按照规定，这类专业性问题，必须由医疗专家参与鉴定，出具专家意见。但我在大量案件中发现，所谓的专家鉴定，很多时候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。比如，整个鉴定过程完全不透明，专家是怎么看的、看了哪些资料、凭什么得出了这个结论，根本体现不出来。甚至，有些连规范的签字确认都没有。
如果连行为本身属于“违规”还是“犯罪”都缺少专业支撑，那定罪的基础，从一开始就是摇晃的。这是我们团队在辩护时，一个屡试不爽的切入点。
实践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倾向：只要认定某个患者涉及骗保，办案机关就倾向于把他治疗期间产生的全部费用，一股脑儿都算成诈骗数额。这种做法，在逻辑上站不住脚，也是辩护的重要突破口。
一次治疗里面，必然包含真实的医疗项目和可能虚假的部分。比如，医院记录开了10瓶药，实际可能只用了5瓶，剩下的5瓶被非法处理了。但问题是，哪5瓶是真实的，哪5瓶是虚报的？这些拆分证据，往往因为时间久远、记录不全，很难取到。
正因为证据上存在这种天然的缺陷，辩护律师必须紧紧扣住“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”这个原则。要求把真正用于治疗、存在合理性的那部分费用，从指控的诈骗数额中，坚决地拆分出去。从犯罪数额切入做“减法”，往往能大幅降低指控金额，效果立竿见影。
这一点，很多人会陷入误区。特别是拿医保诈骗案去跟集资诈骗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些层级分明的案子相比。事实上，私立医院的管理，有时混乱到超出想象。“院长”未必是主犯，甚至未必构成犯罪。
我办过一些案子，有的院长纯粹是挂名的，医院日常怎么管理、怎么治疗，他完全不参与。从刑法的角度，主客观相一致，他缺乏犯罪故意和行为，连犯罪都认定不了。而科室负责人也分两类：一类介入极深，有股份、参与决策、大量分红，那很可能是主犯；另一类在小医院就是个摆设，医生用药、改天数根本不跟他汇报，也不用他签字。这种人，认定从犯甚至无罪都不无可能。
哪怕两个人职位完全相同，比如都是科室主任，一个深度参与策划、积极出谋划策并全力实施，另一个只是按流程执行。两者在案件中的责任大小，可能会天差地别。所以，医保诈骗案的主从犯划分，不能简单按“院长大于科室主任大于医生”这种职级来套，必须深入到每个人的具体行为、参与程度和获利情况里去判断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说到底，医保诈骗案的辩护，远不是“认罪认罚求轻判”这么简单。无论是行为定性这种根本性问题，还是数额计算这种技术性问题，亦或是责任划分这种个体化的问题，任何一个方向一旦打透，辩护效果往往出乎意料。关键在于，能不能发现并抓住那个最合适的“发力点”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