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家人因为境外电信诈骗被带走，很多家属的第一反应是慌乱，紧接着可能就想托人找关系，希望能尽快把人“弄出来”。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，但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，尤其针对这类跨境犯罪，这条路不仅走不通，还可能浪费宝贵的应对时间。事实上，这类案件并非毫无辩护空间，但争取好结果，需要依靠专业的法律方法，而不是其他途径。
境外电信诈骗案件的辩护，往往是从证据审查开始的。因为跨国取证难度大，办案机关获取的证据链条有时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牢固。我们团队在办理这类案件时，会格外关注几个关键点。
比如辨认笔录。在很多境外园区，人员管理严格，不同小组之间是隔离的，大家只知道彼此的绰号。这就导致一个问题：当办案人员组织辨认时，指认人可能只是和某个绰号的人共事过，而无法确定这个绰号对应的具体是谁。如果恰好不同小组有相同绰号的人，这种指认的准确性就会大打折扣。另外，有时办案单位会组织集中遣返的人员互相指认，证明大家都在某个园区待过。但一个园区里可能有多个互不关联的公司，这种“面熟”的指认，只能证明当事人到过那个区域，却无法证明他具体参与了哪个公司的诈骗活动、担任什么角色。把这些证据上的瑕疵清晰地指出来，是辩护工作的重要基础。
第二个直接影响量刑的关键，是当事人实际参与诈骗活动的时间。我见过一些案件，办案机关为了简便，直接以当事人的出入境时间来计算他在境外“工作”的时长。这其实对当事人很不公平。
很多人是被骗过去的，可能先后辗转于多个不同的园区或公司，中间还存在被控制、被迫滞留甚至遭受虐待而无法“工作”的空白期。我记得有个案子，当事人被指控在三个地方从事电诈，但通过细致核对同案人员的证言和行程，我们发现能证明他实施诈骗行为的证据，只与其中第一个地点有关联。后面两个地方的时间，由于缺乏证据支撑，我们在辩护中成功将其从犯罪持续时间中剥离了出去。这一剥离，直接让他的量刑档位大幅下降，为争取缓刑创造了可能。所以，一笔“糊涂账”对当事人极其不利，把时间算清楚，是技术活，也是良心活。
在诈骗犯罪中，被认定为从犯可以获得从宽处理。而在境外电诈的特定环境下，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一个更有利的身份认定——胁从犯。法律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，规定了更大幅度的宽宥。
怎么证明是被胁迫？空口无凭。如果当事人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身体伤害，比如骨折、脏器损伤，或是长期虐待留下的伤痕，这些就是最有力的客观证据。第一时间通过伤情鉴定等方式固定下来，至关重要。它不仅能印证当事人“被骗、被逼”的供述真实性，也是向法庭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小、人身危险性低的直观依据。从犯和胁从犯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在量刑上的考量空间是不同的。为当事人争取到这关键的身份认定，往往是辩护取得突破的转折点。
说这些，并不是要给家属不切实际的希望。每个案子都有其独特性，结果取决于证据、事实和具体的司法认定。我想表达的是，面对境外电信诈骗这类让人倍感压力的案件，慌乱和走捷径解决不了问题。真正有效的应对，是静下心来，依靠专业律师，从证据、时间、情节这些最根本的法律要点入手，一步步去争取最好的可能。
刑事案件的处理，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时间窗口。从拘留到批捕，再到审查起诉，程序在推进，机会也在流逝。如果你正面临类似困境，感到迷茫，不妨先把基本情况和已有的材料理一理。我可以帮你看看，在当前这个阶段，最紧迫、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