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议庭即将宣判前，辩护律师还在退赃。这不是假设，是我们团队曾亲历的一个真实案件的尾声。
在那起案件中，庭审过程里当事人并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。直到庭审结束，合议庭即将评议作出判决的关口，经过反复沟通与争取，当事人最终决定退出一笔不小的违法所得。我们在短暂的休庭间隙，与公诉人紧急沟通，达成了认罪认罚的合意。尽管时间仓促未能形成书面具结，但公诉人当庭发表了认可当事人悔罪态度并建议从宽处罚的意见。最终，法院的判决采纳了该量刑建议。这个看似极端的案例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相：认罪认罚的机会，并非在法庭大门关闭时就彻底消失。
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会陷入一个认知误区：一旦案子到了法院，开庭在即，如果之前没有认罪认罚，那就只能“硬着头皮打到底”了。他们把“审判阶段”想象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，觉得之前的程序没抓住机会，后面就没戏了。
这其实是对认罪认罚制度的误解。法律规定，认罪认罚可以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。这意味着，在侦查阶段（公安）、审查起诉阶段（检察院），当然也包括审判阶段（法院），当事人都可以选择认罪认罚。开庭前没签具结书，不代表开庭后、甚至判决前就完全失去了机会。我们开头提到的案例就是明证。法律设置这个贯穿性的制度，本就是给当事人留下悔过和争取从宽处理的通道，这个通道在判决生效前，理论上都留有缝隙。
然而，意识到有机会，只是第一步。更关键的一步是弄清楚，机会在哪里，以及如何把握。这里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隐藏痛点：即使在审判阶段启动认罪认罚，主要的协商对象，依然是检察院，而不是法院。
很多当事人会想，既然案子到了法院，那我就向法官表明态度，争取轻判。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，但逻辑不够完整。在认罪认罚制度下，能够提出“量刑建议”这个关键筹码的，是公诉机关，也就是检察院。法院的角色是中立的裁判者，它可以在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的基础上从宽处罚，但通常不会主动代替检察院去和当事人协商一个具体的从宽条件。
所以，所谓“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”，更准确的路径是：在法庭上或通过法庭，与公诉人（检察院）重新回到谈判桌前，就认罪态度、退赃退赔、量刑建议等内容再次进行协商。法官在其中可能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，但最终出具书面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和《量刑建议书》的，仍然是检察院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才能有的放矢，不会把宝贵的沟通精力用错方向。
那么，如果已经站到了审判的门槛上，该如何行动呢？首先，必须有实质性的悔罪表现。像我们案例中的退赃，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行动之一。此外，积极赔偿损失、争取被害人谅解等，都是能够打动公诉人，重启认罪认罚谈判的重要砝码。空口表示“我认罪”，但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配合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
其次，需要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进行有效、专业的沟通。律师需要向公诉人清晰地阐明，当事人为何此时才下决心认罪认罚（例如，经过庭审教育真正认识到错误），以及当事人为此已经或即将做出的具体努力（退赃、赔偿等）。目标是说服公诉人，当事人的悔罪是真诚的，重新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，也符合罚当其罪的原则。
说到底，刑事案件的结果，往往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和对规则的了解。审判阶段的认罪认罚，就像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窗口正在缓缓关闭，但尚未完全合拢。它的操作更复杂，对专业性要求更高，但绝非毫无希望。许多当事人最深的担忧，是错过一个节点就再无回头路，从而付出沉重的自由代价。我无法保证每个案子都能复制我们案例中的结果，但至少，你不必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，提前放弃一种法定的可能性。
如果你正面临类似困境，对庭审策略感到迷茫，不确定此时是否还能有所作为，我的建议是，先把案件的核心情节和当前阶段告诉我。我帮你看看，在现有的程序框架下，最务实、最紧迫的一步应该踩在哪里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