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涉税刑事案件中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认定常成为争议焦点。一家贸易公司因购买发票抵扣税款，涉及已抵扣部分800余万元及未抵扣部分400余万元，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对虚开数额的理解出现分歧。这背后涉及法律条文的具体适用，尤其是2024年最新司法解释的出台，为实务处理带来了新的视角。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税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2024年4号司法解释）第十条第二款，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若行为人没有骗抵税款的目的，且未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，则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。这一规定看似明确，但在实务中却引发不同解读。团队律师在分析时指出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该条款的“反面意思”：如果认为必须同时具备骗抵目的和税款损失才构成犯罪，那么未抵扣部分可能不纳入虚开数额；反之，若只需具备其中之一即可入罪，则未抵扣部分也应计入。实务中，最高法和最高检的权威观点倾向于后者，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严格要求税款实际损失，只要行为人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或造成损失可能，即可构成犯罪。这种理解源于刑法第205条的文本，该条文仅规定虚开行为本身即可入罪，未将抵扣作为必要条件。通俗来说，就好比拐卖妇女儿童罪中，控制人身自由即构成既遂，无需实际卖出；虚开行为类似于控制环节，抵扣则相当于后续的出卖行为。
最高法和最高检在相关理解与适用中强调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非传统诈骗罪的直接目的犯，而是间接目的犯。这意味着，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开行为，并具有骗抵税款的意图，即使未实际抵扣，也可能被认定为犯罪既遂。团队律师在办案中常遇到类似情形：许多企业主误以为未抵扣就不构成犯罪，但实务中检察官往往依据权威观点，将全部虚开数额纳入计算。例如，在上述案例中，若公司意图抵扣那400余万元，即便案发时未实际操作，也可能被认定为虚开税款总额1200余万元。这种认定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对增值税制度的深入分析：增值税的销项税额本质上是企业代国家收取的税款，通过虚抵方式私吞，就可能被视为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。尽管从法理上，部分学者主张应严格区分目的与结果，但实务中司法人员更倾向于遵循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，以避免执法不一。团队律师提醒，这种观点虽非法律条文，却在实践中具有类似“红头文件”的效力，企业需格外注意。
面对此类案件，团队律师建议不要过度纠结于数额问题，而应着眼于罪名定性。例如，如果企业是实体经营，且销项发票基于真实交易，那么行为可能更符合逃税罪的构成要件。逃税罪要求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逃避缴纳税款，且在实践中，如果企业能及时补缴税款、滞纳金和罚金，可能适用行政处罚前置原则，从而避免刑事责任。团队律师在分析中指出，增值税既可能被“骗取”，也可能被“逃避”，关键在于行为性质：如果企业目的是少缴自身应纳的销项税，而非直接从国家骗取退税款，那么定性为逃税罪更为合理。然而，实务中转变罪名并不容易。传统上，类似案件多被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且司法人员受固有思维影响，可能更倾向于沿用旧例。此外，制度性因素如绩效考核等，也可能成为辩护障碍。团队律师强调，专业辩护需结合企业具体情况，例如核实交易真实性、收集证据证明无骗抵目的，并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，争取更有利的定性。毕竟，在虚开税款数额超过500万元的情况下，量刑可能已达十年以上，改变定性虽难，却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关键路径。
总体而言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认定需综合法律文本、司法解释及实务观点。企业主在面临类似问题时，应及早寻求专业法律意见，避免因误解条文而陷入被动。团队律师在多年办案中发现，涉税案件辩护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知识，还需对政策动向保持敏感，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佳结果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