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起案件中，检察官曾很认真地对我们说：“我们都是这样办案的。”这句话我记了很久。它背后是一种普遍但可能不够精确的办案思路，尤其当案件涉及既遂和未遂金额时。
前段时间，我们团队在外省某地接手了一个案子。当事人是当地一位乡镇干部，因为一笔不小的数目被指控受贿。当家属最初得知总额时，压力非常大，因为这个数字一旦被全额认定，刑期基准就在十年以上。这几乎是所有当事人家属最直观、也最焦虑的焦点——总金额。
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梳理几十本卷宗，发现了一个细节：这笔总额中，有一部分金额是当事人已经实际拿到手的，属于既遂；而另一部分，虽然双方有过约定，但并未实际支付，在法律上属于未遂。这个区分，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只是“钱到没到手”的区别，但在刑期辩护上，它可能藏着转机。
当我们向检察官提出，不能将既遂和未遂的数额简单相加直接“定档”时，得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句回应。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办案惯性，但法律有它更精细的考量。
根据相关司法精神，在受贿等犯罪中，当既遂和未遂并存时，正确的量刑逻辑不是做简单的算术加法。首先应该分别评价既遂部分和未遂部分的严重程度，以其中处罚更重的部分为基础刑期，再将另一部分作为酌情从重或者从宽的情节来考虑。比如说，如果既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是三年到十年，未遂部分对应的也是这个幅度，那么整个案件的基础量刑区间就应该限定在三年到十年内，而不是因为总额超过了某个更高的门槛，就直接跳到更重的十年以上区间去量刑。
这个逻辑并非受贿罪独有，在诈骗、非法经营等罪名的相关司法解释中，其实都能找到类似的处理原则。它体现的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——处罚的轻重，应当与犯罪行为实际造成的危害和反映出的主观恶性相匹配。
在那个外省的案子里，我们坚持和检察官沟通了这个观点。既遂的数额，对应的本就是三到十年的幅度；未遂的部分，同样在这个幅度内。因此，全案首先应当在这个幅度内确定起点，而不是因总额而直接升格。
沟通是有效的。检察官最终采纳了这个辩护意见，将案件的整体量刑基准拉回到了它应有的区间内。在审查起诉阶段，结合当事人的其他情节，量刑建议得到了显著降低。最后，一个原本可能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的案件，当事人获得了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。
我印象里，同一个省份有过另一个金额类似的案件，当事人甚至有自首情节，最终判了八年。差距在哪里？很可能就在于对“既遂未遂”这个情节的挖掘和运用是否充分。刑期上的“失之千里”，往往就源于辩护要点上的“差之毫厘”。对于家属来说，了解这一点很重要：除了总金额，那些关于行为阶段、款项性质的细节，同样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变量。
刑事案件里，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，错过了那些本可以把握的节点。很多影响量刑的细节，就藏在卷宗的字里行间。如果你正面临类似的情况，感到迷茫，不妨先把情况理一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第一步要做的，不是预测结果，而是弄清楚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，我们手里究竟有哪些牌可以打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