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见时，一位当事人反复强调：“这不过是个经济纠纷，我不会允许自己背上诈骗犯的名声。”他承认了其他几项指控，唯独对诈骗罪坚决不认。这种态度在职务犯罪当事人中并不少见，尤其是对于曾经身居一定位置的人来说，“诈骗犯”这三个字带来的耻辱感，有时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刑期本身的恐惧。
这位当事人罗主任，几年前与一位李总合作承包工程。李总陆续转来数十万元，用于支付押金、打点费用等。后来工程未能中标，罗主任在明知无望的情况下，隐瞒了未中标的事实，将这笔钱挪作他用，还伪造了一份建筑公司的挂靠协议来稳住合伙人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合伙投资失败后的资金处置问题，顶多是民事纠纷。但检察院的指控很明确：虚构事实，隐瞒真相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，构成诈骗罪。
我们当时就向他分析，从客观行为看，隐瞒未中标的关键事实并伪造文件，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纠纷的范畴，进入了刑事评价的领域。一审前，他态度非常坚决，要求必须做无罪辩护。作为律师，我们尊重当事人的意愿，但也会把最坏的可能性摊开来讲。结果一审判决下来，贪污、受贿、挪用公款几个罪名刑期都不算长，但诈骗罪一项就被判了十一年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十二年半。这个结果，对他打击巨大。
拿到判决后，我们再次去看守所会见。这一次，他的态度完全变了，从最初的固执转向了急切和担忧。他问：“上诉还有用吗？会不会激怒法院判得更重？”我告诉他，“上诉不加刑”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，不用担心这个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二审的辩护策略必须调整。
我们向他明确指出，坚持“经济纠纷”的无罪辩护思路，在现有证据面前很难走通。但案件存在另一个突破口：他的行为是否一定构成普通的诈骗罪？他和李总之间，是基于一个真实的、意图合作的工程项目产生的资金往来，整个过程发生在“合作投资”这个框架内。那么，这种行为更符合“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”骗取对方财物的特征，可能涉嫌的是合同诈骗罪。
别小看这两个罪名的区别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合同诈骗罪的入罪门槛、量刑尺度与普通诈骗罪存在差异。将指控罪名从量刑更重的诈骗罪，辩为相对较轻的合同诈骗罪，是二审实现减刑的重要路径。这次，他听进去了。我们决定，二审的核心目标，就是打“罪名之辩”。
定了策略，下一步是争取开庭。职务犯罪案件，特别是经过一审审理的，二审法院往往倾向于书面审理。这意味着当事人可能连法官的面都见不到，就直接收到一份“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”的裁定书。如果走不到开庭那一步，所有的辩护策略都是空谈。
为了推开这扇门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。提交详细的二审开庭申请书，撰写案例检索报告说明此类案件定性存在的争议，申请法院调取新证据、通知相关证人出庭。法官起初也认为事实清楚，不太想开庭。我们一遍遍沟通，提交补充材料，重点阐述本案在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定性上的重大分歧，属于“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”的情形，依法应当开庭。
这个过程甚至需要去和二审检察院沟通。承办检察官一开始也认为就是普通的诈骗，开庭意义不大。我们坚持一点：即便司法机关内心有倾向，也应当给当事人一个在法庭上充分陈述、让辩护人把法律争议点说透的机会。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。最终，法院决定开庭审理。这扇门，算是艰难地推开了一条缝。
开庭只是开始。在法庭上，我们围绕“合同诈骗罪”的构成要件，详细论证了资金往来基于具体的合作意向和前期履约行为，不符合普通诈骗罪中“凭空捏造”的典型特征，而是利用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。二审法院最终部分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认定该部分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，而非一审认定的诈骗罪，刑期也因此得到了大幅度的减少。
这个案子让我感触很深。当事人最初的坚持，源于对“诈骗犯”标签的本能抗拒，这可以理解。但刑事辩护是理性的技术活，情绪不能代替法律分析。在事实证据对无罪辩护极其不利时，迅速找到“罪轻辩护”的最优路径，并全力以赴去争取，才是对当事人最负责任的做法。这需要律师有精准的法律判断，更需要有说服法院、推动程序的能力。
刑事案件，特别是涉及多个罪名、刑期很长的案子，每一步选择都至关重要。一审的策略会影响二审的空间，二审的程序争取直接决定了辩护意见能否被充分听取。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复杂的指控，感到迷茫，首要的是厘清各个罪名背后的法律逻辑，找到那个最有可能的突破口。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