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份判决书里，一个五岁孩子的伤情鉴定，轻伤二级，还有多处烫伤和咬伤。施暴者不是孩子的父母，而是和她爷爷同居的何某英。这个案子让我思考了很久，它触及了两个在现实中非常关键，但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法律问题：什么样的人算“家庭成员”？以及，当孩子自己无法开口时，谁来替她追究施暴者的责任？
很多人一听到虐待罪，本能地会想到父母打孩子，或者夫妻之间。这个理解没错，但不够全面。刑法里说的“虐待家庭成员”，这个“家庭”的边界，其实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，也在进行着合理的拓展。
民法典规定，家庭成员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。这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基础。但现实中，家庭形态越来越多样。比如这个案子，孩子父母离异，她跟着爷爷生活，而爷爷有一位长期同居的伴侣何某英。他们四个人，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、稳定的共同生活单元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僵化地认为何某英只是“爷爷的女朋友”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“家庭成员”，那么她对孩子实施的长期、恶劣的虐待行为，就可能无法用虐待罪来规制，这显然背离了法律保护弱者、惩治暴行的初衷。所以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会把握一个核心：是否形成了“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”。只要符合这个条件，即便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，也可能被认定为虐待罪意义上的“家庭成员”。这并非法律的扩张，而是对现实生活关系的准确回应。
这是这个案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节点。虐待罪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“告诉才处理”的犯罪，也就是通常需要被害人自己去法院起诉。立法这么考虑，有它的道理，毕竟家庭内部纠纷有时比较复杂。
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漏洞：如果被害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孩子呢？就像这个五岁的小姑娘，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“告诉”，更不知道如何去法院。如果死守“告诉才处理”的规则，就等于变相纵容了针对幼童的暴行。
所以，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留了一个口子：如果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，或者因为受到强制、威吓无法告诉的，就不再适用“告诉才处理”的规定，可以由公安机关侦查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。这个案子，正是因为被害人年仅五岁，完全没有告诉能力，所以由江安县人民检察院直接提起公诉，最终使施暴者得到了刑事处罚。这个程序转换，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道关键防线。
这个判决的意义，不仅在于惩罚了何某英个人。它更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线：无论你是谁，只要与未成年人形成了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，你就负有不得虐待的法律责任。同时，它也明确了一个救济途径：当孩子自己无法发声时，公权力必须及时介入，代为追诉。
很多家属在遇到类似情况时，常常陷入困惑和无力。他们觉得对方“不是自家人”，管不了，或者觉得孩子小，说了也没人信，更不知道这种事还能让公安局、检察院来管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法律对“家庭”和“保护”的定义，比我们日常的理解更有力。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遇到了类似困境，感到无处着手，重要的是先弄清楚行为的性质和法律上的可能性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