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，一位朋友辗转联系到我，语气里带着困惑和一丝急切。他说，他认识的一家人遇到了天大的麻烦，家里的父亲被指控性侵了自己年仅13岁的女儿，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。朋友的弟弟想带这家人来找我咨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我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说实话，从业十八年，我见过太多人性的幽暗面，但每次听到这类案件，心里依然会堵得慌。我最终婉拒了这次咨询。不是因为案子本身有多复杂，而是因为，作为一个同样有两个女儿的父亲，我实在无法在情感上平静地面对这样的当事人。我告诉他，如果对方坚持要来，只能按正常的咨询流程付费预约。这或许显得有些“不近人情”，但恰恰是这种“不近人情”，引出了一个我们很少公开讨论的话题：刑事律师，尤其是面对特定类型案件时，内心那道难以逾越的坎。
很多人觉得，律师是“拿钱办事”的职业，应该像机器一样冷静客观。这话对，也不全对。对的是，我们必须恪守专业，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框架内的一切可能辩护。不全对的是，律师也是人，有基本的价值观和情感好恶。就像这个案子，当罪行触及人伦底线，尤其是侵害对象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未成年人时，律师内心会产生强烈的排斥感。这种排斥，不是对法律程序的抗拒，而是对人性的本能反应。我们团队办理过上千件案子，其中不乏性侵类犯罪。每次接手，尤其是涉及未成年受害人的，团队内部都会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，评估承办律师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因为如果一个律师从心底里厌恶当事人，他很难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去梳理证据、寻找辩点，这对当事人而言，也未必是好事。所以，有时拒绝，恰恰是对双方负责。
回到案件本身，家属在沟通中隐约提到，当事人可能“精神状态不好”，有抑郁倾向。这几乎是这类案件中最常见的“辩解”方向之一。但我们必须清醒：在司法实践中，“精神状态”是一个需要严格医学鉴定的法律概念，不是随口一说就能成立的借口。重度抑郁症是否必然导致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？这需要权威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给出结论。我见过太多试图用“一时糊涂”、“压力太大”、“精神抑郁”来开脱的当事人，但最终的鉴定意见往往显示，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，辨认能力是完整的。如果家属真的认为当事人精神有问题，第一步绝不是找律师“求情”，而是应当通过办案机关，依法申请启动精神鉴定程序。鉴定报告，才是后续一切法律讨论的起点。没有这个前提，任何关于责任能力的辩护都是空中楼阁。
可能有人会问，律师为这样的人辩护，是不是在助纣为虐？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。刑事辩护制度的本质，不是为“恶行”开脱，而是通过严格的程序，确保每一起指控都经得起证据和法律的检验，防止出现冤错案。律师的职责，是审查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是否完整、程序是否合法、定性是否准确、量刑情节是否全部查明。比如，是否存在证据瑕疵？口供获取是否合法？年龄证据是否确凿？这些看似“技术性”的审查，恰恰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基石。我记得之前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，当事人被指控长期性侵家庭成员，舆论一片喊打。但我们通过细致阅卷，发现关键的一次指控在时间点上存在重大矛盾，无法排除合理怀疑。最终，检察院对该起事实作出了不起诉决定。我们的工作，不是评判当事人的道德，而是守护法律程序的底线。这听起来有些冷酷，但却是对所有身陷囹圄之人（无论其罪行多么令人不齿）最基本的权利保障。
写到这里，心情依然沉重。法律可以惩罚罪恶，却难以抚平受害者身心的创伤。作为律师，我们能做的，是在充满情感冲击的漩涡中，努力抓住那根名为“程序正义”的绳索。对于家属而言，如果面临类似的绝境，首先要做的或许是面对现实，依法申请必要的鉴定，而不是急于寻找“关系”或“同情”。因为在这个领域，唯有事实和法律，才有一线可能，去厘清那复杂而黑暗的真相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