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年，我遇到一个案子，当事人是某上市公司的高管，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。案卷材料里，涉案金额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证据看起来也很扎实，尤其有一本被查扣的“行贿日记”，记得清清楚楚。按照这个数额，法定刑期在三年以上，想争取缓刑，希望非常渺茫。说实话，刚拿到材料时，团队内部讨论，不少人也觉得棘手。但最终，我们不仅把案件“扳”了回来，还成功让当事人当庭获释，拿到了缓刑判决。今天，我想聊聊这个案子背后，分阶段辩护策略是如何起作用的。
这类经济犯罪案件，数额是量刑的生命线。如果完全按照侦查初期认定的那一百多万来算，当事人基本没有脱身的空间，后续所有辩护都会非常被动。所以，这个阶段的重心，不是急着去辩论有罪无罪，而是尽最大可能，把“金额”这个锚点，往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向拉。
难点在于那本日记。它就像一份详细的流水账，谁、何时、给了多少钱，一目了然。公安自然会倾向认为这都是贿赂款。我们的突破口在哪里？在于区分性质。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，商业往来中夹杂一些礼尚往来，并不罕见。关键是，哪些是纯粹基于人情、节日的馈赠，哪些是明确为了谋取特定利益的输送。
这就需要律师在会见时下足功夫。我们花了大量时间，和当事人一遍遍梳理每一笔款项发生的背景、缘由、双方的交往历史。目的很明确：在律师的辅导下，让当事人能向办案机关清晰、稳定地陈述，哪些款项属于后者，而哪些可能只是前者。最终，通过有效的沟通和证据梳理，成功将可能被最终认定的“犯罪金额”，从最初的高位，控制在了量刑上有更大操作空间的较低数额之内。这第一步，好比为一座摇晃的房子打下了更稳固的地基。
到了检察院，我们的策略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：提出了无罪辩护的意见。理由很聚焦，紧扣受贿罪的本质——“权钱交易”。我们向检察官详细论证，当事人虽然收了钱，但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取不正当利益，也没有违反公司的任何规章制度。相反，在相关业务中，他还为公司节省了巨额成本。
这步棋，看似强硬，实则是一种策略性施压。我常跟团队里的年轻律师说，辩护就像谈判，你不能一开始就把底牌全亮出来。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认罪、只求轻判，检察官可能会认为案件毫无争议，从而快速起诉到法院，且量刑建议会从严。而我们提出无罪的逻辑和依据，是让检察官看到，这个案子在法律定性上存在争议点，证据链并非无懈可击。
这并非固执地要求必须无罪，而是为了创造谈判空间。在充分展示辩护观点后，我们随即展现了配合的诚意，比如督促当事人积极退赃。这让检察官感受到，当事人并非拒不认错，而是对行为性质有不同理解。这一步，为案件在法院阶段争取到更理想的处理结果，埋下了关键的伏笔。
当案件移送到法院，我们敏锐地察觉到，检察院的态度已经因为前期的有效工作而松动，量刑协商的空间已经打开。这时，我们的辩护策略再次转向，变为最务实的罪轻辩护。
在庭审上，我们不再纠缠于罪与非罪的辩论，而是紧紧围绕几个对量刑有直接重大影响的情节展开：一是涉案金额经过厘清后，已在较低档次；二是当事人认罪认罚，态度良好；三是全部赃款已经退还，挽回了经济损失；四是当事人一贯表现良好，适用缓刑对社会没有危害性。
最终，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判处了缓刑。当事人得以在庭审结束后，当庭获释，避免了牢狱之灾。回想起来，这个案子的家属在找到我们之前，还走过一段弯路，轻信了所谓“关系”能摆平一切的承诺，损失了一笔不菲的“活动经费”。这很让人痛心。很多家属并非不懂法，而是救人心切，这种急切心理容易被利用。
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说明，在刑事案件中，专业的、分阶段的辩护策略，往往比盲目的“找关系”重要得多。在公安阶段夯实基础，在检察院阶段创造空间，在法院阶段务实收尾，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律师对案件的把握和对时机的判断。刑事辩护，是一场需要耐心、专业和策略的跋涉，而好的结果，往往就藏在对这些细节的把握之中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