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办案这么多年里,几乎每个月都会听到类似的抱怨:"别人受贿上百万判四年,我家才十几万也判四年,这公平吗?" 家属的这种心情我很理解。对普通人来说,金额似乎是罪轻罪重的最直接衡量标准。但在刑事辩护,尤其是经济犯罪领域,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前年我处理过两个案件,一个是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,涉案金额上千万,但当事人是从犯。经过反复沟通、提交补充证据,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。另一个案子,行为很轻微——在街头散发带有低俗内容的小卡片,涉案金额不过一万多,获利不过两千,却被批准逮捕。很多人听到这两个结果时都会愣一下。
其实差别就出在“罪名”上。同样是经济类案件,不同罪名的起刑点并不相同。比如,诈骗罪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数额时,刑期可能要十年以上;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额即便相同,量刑区间也完全不同。法条看似冷冰冰,但它反映的是立法者对不同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。因此,在辩护时,律师首先要去界定的是“行为属于哪一类”——换句话说,就是要看有没有可能从重罪往轻罪方向调整。
我记得有一次,办一个盗窃电缆的案子。表面上看,是偷了单位财物;但深入了解后发现,当事人其实是利用职务之便操作的。最终,我们和检察机关沟通,把罪名成功变更为职务侵占罪,结果从三年以上有期徒刑,变成了可以争取缓刑。这就是罪名定性的力量。金额没变,但命运完全不同。
很多当事人会说:“既然罪名一样,那为啥别人判得轻?” 这时候,我常会反问一句:案情细节一样吗? 从轻、减轻、从重、加重——这些情节会让量刑产生巨大差别。以诈骗罪为例,如果一位当事人被立案后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情况,可以认定为自首;另一位听到风声就逃跑,结果民警跨省抓捕,这样的量刑自然不可能一样。
此外,退赔、谅解也非常关键。如果能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退还赃款,争取被害人的谅解意见,那量刑上往往能争取明显的下降。很多案件到我手里时,家属已经陷入悲观,其实那个时候仍有积极工作的空间——辩护的价值往往就在这些“能动的细节”里。
在经济类案件中,“涉案金额”听起来像是个客观数值,但其实有很多需要推敲的地方。过去我处理过一宗非法经营罪案件,当事人承认了30万元的违法所得。我们律师团队拿到卷宗后,逐一核算交易记录,发现办案机关没有扣除合理的成本支出,有重复计算的问题。重新整理证据后,形成闭环的金额只有19万元。这个差异,直接影响了量刑档次。
很多家属其实看不到这些鉴定报告的细节,只能凭当事人口述。事实上,经济犯罪中,证据审查的重要程度甚至高于口供。律师在阅卷阶段,必须带着财务思维去算清楚“水分”有多少。这种时候,专业的审计支持有时也是必要的。
说到最后,我想强调一句:金额只是经济犯罪中的一个衡量因素,却从不是唯一标准。真正影响结果的,是罪名定性、量刑情节、证据核算这些细节。辩护的过程,不仅仅是去争一两个量刑档,而是要找到案件结构中的突破口。
如果你的家人正经历这样的案件,不妨冷静一点看问题。金额大小,不如辩护方向对不对。专业、及时、审慎地应对,才是翻盘的关键。
叶斌律师,刑事辩护律师,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,创始合伙人,执业十八年以来,专注刑事辩护领域,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,销假类犯罪,性侵类犯罪,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,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