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案久了，经常有家属拿着案卷材料找到我，指着某一页说：“叶律师，你看，这里警察的签名对不上，那里送检记录的数量写错了，这说明血样可能有问题啊，我们这个案子是不是有希望了？” 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，当人身自由面临限制时，任何程序上的疏漏都会被当事人和家属视为“救命稻草”。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：这些程序上的“小毛病”，在法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最近最高法发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，恰好把这个问题讲透了。
这个案子其实不复杂。当事人张先生在去年的一次饭局后驾车，在停车场发生了小刮蹭。民警到场后，通过呼气检测发现他涉嫌醉驾，数值远超标准，于是当场通知医务人员抽取了他的血样。后来的鉴定显示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确实达到了危险驾驶罪的标准，一审被判了刑。
张先生不服，提出了上诉。同时，他做了一件很多当事人可能想不到的事：他另起炉灶，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，请求法院确认公安机关当初抽血的行为这个“行政强制措施”违法。他的思路很清晰——如果抽血程序被判定违法，那么基于此作出的鉴定意见就成了无源之水，刑事定罪的基础就动摇了。这确实是一招试图“釜底抽薪”的策略。但法院的裁定给了他明确的答案：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前，基于初查认为你涉嫌犯罪，为了固定证据而抽血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刑事侦查行为，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这条路，从一开始就走不通。这提醒我们，在刑事案件中，公安机关的某些前置行为，其性质是由行为目的决定的，并非所有与“警察”相关的行为都可以用行政官司来挑战。
行政诉讼的路没走通，那么刑事程序里，这些实实在在的程序瑕疵，总该有用了吧？张先生在上诉中重点指出：密封血袋上的民警签名，和公安机关工作记录里写的送检民警名字，对不上号；工作记录里说抽了两份血样，每份不少于3毫升，但鉴定机构的文书又写着“血样总量3毫升”。这些白纸黑字的矛盾，难道不足以让人怀疑血样被调包、污染或者数量不足吗？如果血样这个源头证据不可信，那鉴定意见自然就不能用了。
这是辩护中非常常见的逻辑，也是法庭审查的关键。但我得说，法律的规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细致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对于物证、书证收集程序上的瑕疵，法律并非一概排除，而是给出了“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”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瑕疵存在，不代表证据必然死亡。核心在于，这个瑕疵有没有“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”，以及，办案机关能否对瑕疵给出合理的说明。
在这个案子里，公安机关出具了补正说明：签名不一致是因为电脑录入失误，实际抽血、签封的民警和送检的民警是两组人，记录时填错了；“血样总量3毫升”是鉴定机构文书的表述瑕疵，实际送检的就是两管，每管约3毫升。法院结合处警记录、呼气检测单、血样接收照片等一系列其他证据，审查后认为，这些解释是合理的，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，证明血样从抽取到送检的流转过程是清晰的、连续的。因此，这些文书上的瑕疵，并没有动摇血样本身客观性、同一性这个根基。基于此血样作出的鉴定意见，依然可以被采信。
通过这个案例，我想和各位当事人及家属分享几点实在的心得。首先，程序辩护至关重要，它是刑事辩护的利器。律师必须像侦探一样，仔细审查每一份文书、每一个签名、每一个时间节点。但其次，我们要明白程序辩护的策略。发现瑕疵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论证这个瑕疵的严重性。它是否可能导致证据被污染、被调换？办案机关的补正或解释是否合理、能否与其他证据印证？把火力集中在那些可能真正影响事实认定的关键程序缺陷上，而不是任何细枝末节的笔误。
最后，这个案例也展现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平衡。法律既严格规范取证程序，防止权力滥用，也考虑到侦查活动的现实情况，允许对非实质性、可解释的瑕疵进行补正，避免因过分严苛的形式要求而放纵犯罪。作为律师，我的角色就是在这样的规则框架下，穷尽一切合法手段，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结果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对“程序瑕疵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它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对了方向，能有效维护权利；若理解偏差，则可能空耗精力。在复杂的刑事诉讼中，专业、精准的辩护策略，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的辨析之中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