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和团队讨论一个案子，当事人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，因为一笔融资款没能按时还上，被指控涉嫌金融诈骗。翻看卷宗时我发现，他们行业里普遍存在一种“滚动结算”的惯例，资金周转周期本来就长。这让我想起执业这些年，见过不少类似的案子，一些在行业内司空见惯的操作，一旦放到刑事法庭上，就容易被简单地贴上“欺诈”的标签。今天，我想结合一些案例和思考，聊聊金融诈骗罪认定中，那些不该被忽视的“交易习惯”。
很多当事人第一次被讯问时都懵了，他们觉得“行业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，怎么到我这儿就成诈骗了？”这种困惑很真实。在金融商事领域，很多交易模式是长期磨合形成的，比如大宗贸易里的“延迟付款”，建筑行业里的“滚动核销”。这些习惯本身是为了适应行业特性，提高交易效率。
问题出在哪？在于刑事司法有时会陷入“形式主义”的窠臼。只要行为在表面上符合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的构成要件，就容易启动追诉程序，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行业逻辑和双方的真实合意。我见过一个案例，当事人和合作方长期采用“多次提货、集中结算”的模式，有一次因为对账争议，当事人没及时交回单据，就被原审法院认定为诈骗。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，才明确指出这种“提货与付款不一一对应”本就是双方认可的交易习惯，当事人后续持续付款的行为证明了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最终改判无罪。
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，它点出了一个关键：忽视交易习惯，直接进行形式比对，很容易造成错案。更深远的影响是，这会破坏法秩序的统一。在民法领域，交易习惯的法律地位是明确的，民法典有多处条文认可其适用。如果一种行为在民事上被认可或容忍，到了刑事领域却被一刀切地定罪，会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，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稳定。
那么，交易习惯为什么能成为出罪的依据？这背后有坚实的法理支撑。首先，它符合“社会相当性”理论。简单说，一个形式上看起来有点问题的行为，如果在整个社会或特定行业看来是常态、是可接受的，那它就不具备刑法所要惩罚的“实质违法性”。
举个例子，在科技研发融资中，因为项目不确定性高，银行在审核时对报表数据有一定程度的宽容，这本质上是行业对“试错风险”的共识性分担。如果仅仅因为最终研发失败、项目款暂时无法归还，就倒推融资时构成欺诈，这显然有悖行业规律。再比如房地产行业，开具商业汇票进行流转支付是常见的结算方式，期间出现短暂的逾期，很多时候是受行业资金回笼周期长的客观影响，而非恶意骗取。如果无视这种行业特性，全部按诈骗处理，反而可能加剧金融风险。
其次，从风险分配角度看，交易习惯本身承载的是“被允许的风险”。金融交易天生伴随风险，很多习惯的形成，本身就是交易双方经过博弈后选择的一种风险共担模式。被害方（比如金融机构）对于这种习惯可能带来的风险，往往是知情且默认接受的。就像信用卡业务中，银行事后允许延期还款或办理展期，这本身就体现了其对部分还款延迟风险的接纳。有研究显示，在大量信用卡纠纷中，当事人事后积极还款并获得银行谅解的比例很高，这恰恰说明，适度的期限弹性本身就在行业的风险预期和管理能力之内。
当然，尊重交易习惯不等于为所有违规行为开脱。在辩护实务中，关键是要厘清边界，把真正的行业惯例与打着“惯例”幌子的犯罪行为区分开。这里有两个常见的判断维度。
一个是看资金用途和主观目的。比如“借新还旧”，这在企业融资中很常见。如果新贷的资金确实用于偿还旧债并维持实体经营，目的是修复自身的偿付能力，那么即便在申请材料中存在一些夸大或瑕疵，通常也难以认定其具有“非法占有”的犯罪目的。反之，如果资金根本没有投入生产经营，纯粹是在不同的融资平台之间“空转”，以新债还旧债的利息，实质是庞氏骗局，那这就完全脱离了正当交易习惯的范畴。
另一个是看是否具备履行的诚意和客观障碍。比如“延迟交付”，在大宗商品贸易中是常态。如果当事人因为行业固有的回款周期慢，导致暂时资金链紧张，但一直积极沟通、协商还款方案，这就符合交易习惯中“客观履行障碍”的情形。但如果当事人早已收回货款，有足够偿还能力，却故意转移资产、隐匿行踪，那所谓的“行业惯例”就只是掩盖犯罪的借口了。
说到底，刑事司法的智慧，在于在维护金融安全与保障经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。刑法是最后的手段，应当保持谦抑。对于那些深深植根于行业实践、被广泛接受且未超出合理风险范围的交易习惯，法律应当给予充分的审视和尊重。这不仅是避免错案的需要，更是护航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。作为律师，我们的价值之一，就是在个案中，帮助司法机关看清这些习惯背后的商业逻辑，做出更公允的判断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