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年，我遇到一位当事人，他是某数字资产平台的社区节点合伙人。当事人描述的运作模式乍一看挺“潮”，每日发售限量的数字藏品盲盒，抽取稀有产品的潜在回报高得让人心动，还可以自由挂单交易。推荐一人购买可获得固定佣金，累计一定交易量还能晋升节点，享受额外的收益分成。听起来像是互联网新时代的财富故事，但仔细剖析后，我发现和传销罪的界限很近。
传销罪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三点：一是必须要有组织、策划的行为；二是要求设立层级，通过发展人员来获取利益；三是参与者的收益与发展人员的数量和层级直接相关。这位当事人所在的平台，虽然以数字藏品作为掩护，但核心收益模式正好踩中了上述要点——拉人、返佣、晋升、分成，这些都是传销结构的典型特征。
不过，这类案件的复杂之处在于产品形态模糊、交易链条不透明。在链上交易、二级市场自由挂单的环境里，数字资产的价值难以客观界定，这是争议的起点。更复杂的是，当事人只是参与销售，并未设计制度或控制平台，这在量刑上会影响对其主从犯身份的认定。
很多人会问，这种基于真实购买的交易算传销吗？根据经验，如果所有交易确实来自真实购买，不存在伪造订单或冲抵回单，那么“虚假交易”这一常见情节就不存在。但如果收益仍然依赖于发展下线和节点晋升，它依然可能被认定为传销模式。
在这个案子里，二级市场的交易控制权在平台，非个人，这也是被告人辩护的重要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案发前，这类数字藏品业务缺乏明确监管，当事人主观上对违法性认识不足。从刑事辩护角度看，这会为从轻、减轻处罚提供空间。
执法部门在面对这种新型模式时，如果仅看“结构”，很容易下定义。但我认为，应该结合实际运行状态——真实交易比例、参与者投入与收益关系、平台控制等因素，才能更准确地定性。
传销罪的刑期根据情节轻重有所不同，一般从拘役到数年的有期徒刑。如果被认定为从属地位的犯罪，量刑上会相应从轻。有时，主从犯身份的认定比罪名本身更影响结果。
在这种数字藏品案件中，抗辩的重点会放在几个方面：一是证明被告人不具备组织、策划的平台控制权；二是交易确实基于真实购买；三是缺乏主观谋划违法的动机；四是在案发时不存在明确监管标准。这些要素结合起来，可能会形成对量刑有影响的辩护路径。
说到底，互联网金融和数字资产领域的发展很快，有些模式看似创新，其实和传统传销的距离并不远。理解法律的边界，比跟风所谓的“趋势”更重要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