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，我接到一个从外省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一位女士，声音里透着焦急和无助。她说，她的丈夫因为敲诈勒索，被关进了外省某市的看守所，已经快十天了。她是在抖音上看到我的视频，辗转联系到我。电话里，她只能大概描述，说她丈夫好像是拿着假证件去一些企业“找问题”。说实话，这种描述很模糊，但“敲诈勒索”和“假记者证”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让我心里大致有了一个轮廓。挂了电话，我订了最近的航班，决定亲自去一趟。
在飞机上，我梳理了近两年办过的几起敲诈勒索案。这类案件有个特点，门槛其实不算高。比如在一些地区，两年内干三次，或者金额达到几千元，就可能够上刑事立案的标准了。但门槛低，也意味着辩护的空间往往就在细节里。我记得之前办过一个案子，当事人也是类似情况，金额不大，但在共同犯罪里作用很轻。我们通过积极赔偿受害人，拿到了谅解书，最后成功为他争取到了缓刑。所以，这类案子，一开始不能慌，得把事实一层层剥开来看。
到了当地，我直接去了看守所。每次会见前，我心里都会列好提纲，这次主要是三个问题。第一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这是客观事实，必须从他嘴里亲自确认一遍，和家属说的有没有出入。第二，他对公安说了什么？这是他陈述的事实，直接关系到笔录内容，至关重要。第三，公安手里可能掌握了什么？这是办案机关认定的事实。只有把这三块“拼图”都拿到手，我才能拼出案件的全貌，才能告诉他，哪些对他有利，哪些是雷区，如果罪名成立，大概会面临什么样的刑期。当然，我也没忘了家属的嘱托，把家里人的关心带给他，也问问他有没有话要捎回去。
会见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。这位当事人很配合，把事情经过讲得很清楚。核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：他承认开了车，但反复强调，他根本不知道车上那几位朋友具体要去干什么“业务”，只是朋友叫帮忙，他就去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初步有了一点底。在刑法里，“主观明知”是构成很多犯罪，特别是共同犯罪的关键要素。如果他真的对同伙的敲诈计划不知情，那么他的行为性质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。
会见结束后，我马上和团队开了个短会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这个案子的辩护突破口，很可能就在于“主观故意”的认定上。他只是个开车的，对具体的敲诈勒索行为是否“明知”？公安机关现有的证据，能否确实、充分地证明他“知道”并且“愿意”参与这次犯罪？这是我们需要向办案机关重点沟通和质疑的地方。
接下来，我的工作分成了两条线。一条线是对家属，我得把会见了解到的情况，原原本本、明明白白地反馈给他们，包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、案件的可能走向，以及我们下一步的计划。另一条线，就是针对案件本身。我们准备立即与办案的公安机关进行沟通，不是去吵架，而是去了解、去探讨。我们要弄清楚，警方是以什么理由将他刑事拘留的，证据链到了哪一步，对他“明知”的认定依据是什么。这种沟通，本身就是一种辩护，也能为我们下一步的动作指明方向。
基于目前的了解，我对这个案子能够争取取保候审，是有一定信心的。理由就在于那个“主观不明知”的可能性。当然，信心归信心，工作必须做扎实。我们会尽快准备材料，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，希望能让他在年前回家。如果公安机关认为还需要继续侦查，不予批准，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，将辩护重心前移至审查逮捕阶段，向检察院充分阐述理由，争取不予批准逮捕。刑事案件就像一场马拉松，每一步都要跑稳，尤其是在侦查初期，律师及时、专业的介入，往往能为当事人赢得非常宝贵的空间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