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杭州天气转凉，夜晚在办公室整理案卷，总会不自觉地泡上一杯热茶。茶雾氤氲中，思绪也常常会飘到一些已经办结，却依然让人回味的案子里去。
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很多人都做过一个“电影梦”——投资一部电影，票房大卖，自己作为出品人，名字出现在大银幕上，名利双收。这几年，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，这个梦似乎离普通人越来越近。但梦做得有多美，现实摔得就有多疼。我见过不少当事人，当初怀着激动的心情投进一笔不小的钱，结果电影票房惨淡，别说收益了，本金都打了水漂。巨大的失落感袭来，他们第一反应就是：“我被骗了！”然后，一纸报案材料递交上去，原本的投资人，就这样成了刑事案件的“被害人”。
办案子办得多了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的起点，往往都不是坏心思。就像这些影视投资案，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是冲着“骗钱”去的。更多的情况是，投资者对电影市场抱有极高的、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期望。当电影上映后，票房远不及预期，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商业上的失败，便开始怀疑项目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。
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。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投进去，结果颗粒无收，换谁心里都不好受。但是，在法律上，尤其是刑法上，投资失败和构成诈骗，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办案子就像解九连环，得一环一环来。诈骗罪的核心，是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。也就是说，得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被说得天花乱坠，让你信以为真。如果电影项目本身是真实的，有备案、有剧组、也确实在拍摄和发行，那么即便最终票房不佳，通常也只能算是一次失败的商业投资，而不是刑事诈骗。
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。很多时候，真正的争议点，都藏在那些销售人员五花八门的话术里。
说到话术，我团队几年前在外省经手的一个案子，就非常典型。当事人李总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，被刑事拘留了，罪名是诈骗，后来检察院改成了集资诈骗罪，建议量刑是十年以上，一个非常重的刑期。他家里人找到我的时候，焦虑万分。
我记得那天杭州下着小雨，李总的妻子冒雨过来，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叶律师，我们真的没骗人，电影是真的啊！”在和她以及后来会见李总的沟通中，我们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。他们的公司确实在为一部真实的电影进行收益权转让，手续也齐全。问题出在哪了呢？出在了销售团队。为了提高业绩，团队里的一些男销售，在网络上把自己包装成年轻貌美的女性，去和潜在的投资人聊天。利用这种方式建立情感连接，沟通效率确实高了不少。但当一些投资人后来发现，和自己聊得火热的“美女”，现实中竟是个男人时，那种被欺骗的感觉瞬间爆发了。
这种操作，确实不道德，也带有欺骗性。但在法庭上，我们需要冷静地向法官和公诉人厘清一个核心问题：这种身份上的欺骗，是否等同于诈骗罪中的“虚构事实”？我们认为不能。因为投资人购买的，是影视项目的收益权，他投资的对象是“电影”，而不是那个和他聊天的“美女”。只要电影这个标的是真实的，那么销售人员在推销过程中的一些夸大或不当行为，按照最高法院相关会议纪要的精神，通常不构成诈骗罪。分清这一点，是这类案件辩护的关键。
厘清了诈骗罪不构成这个核心，我们的辩护方向就明确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。因为即便不构成诈骗，还有一个“陷阱”可能在等着，那就是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。因为李总的公司没有向公众募集资金的金融资质。
所以，我们的策略很清晰：一方面，坚决做诈骗罪的无罪辩护，因为案件最核心的事实——电影项目的真实性，是成立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向司法机关坦诚，当事人的行为在募集资金的程序上存在违规，可能涉嫌另一项罪名。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往往能为案件争取到更多的理解空间。
这个案子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开庭时，关于是否构成诈骗罪的辩论异常激烈。我们把所有证据摊开，从电影的备案许可，到拍摄合同，再到发行记录，一步步向法庭证明这个项目的真实性。最终，在庭审后，检察院经过内部的反复讨论，并与法院沟通，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撤回起诉。当事人当庭释放。说实话，看到当事人拿到决定书时激动又有点不敢相信的表情，我也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这个案子办下来，我心里也很感慨。它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投资的高风险，也照出了刑事辩护的本质——无限地回归事实，冷静地适用法律。当事人身处困境时，往往是迷茫和恐惧的。作为律师，我们的责任，就是拨开情绪的迷雾，找到那条能够走得通的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路径，然后坚定地走下去。有时候，转机，就藏在对事实的坚持里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