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身陷纠纷的当事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明明是一起合同履行争议，正在打官司或者准备打官司，对方却突然动用了你难以理解的“神秘力量”。一瞬间，事情的性质似乎就变了。这种措手不及，正是很多这类案件的起点。
我们不妨打个比方：一场棋局，双方本应在棋盘上依照规则对弈。但当一方发现按规则走下去自己可能赢不了，甚至理亏时，他选择直接伸手掀翻了棋盘，并叫来了裁判，指控对方“作弊”。在刑事介入的经济纠纷案件中，所谓“神秘力量”的行政或刑事手段，很多时候扮演的就是这个“掀棋盘”和“叫裁判”的角色。
这个比喻想说明什么？在实务中，我们观察到，一个核心特征是：这类纠纷往往已经无法，或者对方预判将无法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获得对其有利的结果。如果道理和证据都在他那边，他大可从容地等待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。恰恰是因为“理”可能不在他那边，或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索财物存在障碍，才会寻求通过刑事报案来给对方施加巨大压力，以期达到解决纠纷甚至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。我们办理的众多案件中，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。
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：一份合同在履行中出现问题，比如交货延迟了、产品质量有争议、尾款支付出现了分歧。这本来是商业活动中常见的纠纷。但在有心人的推动下，这些履约中的瑕疵，可能被精心描绘成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。
一旦刑事程序的大门被打开，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变得复杂而危险。侦查机关，尤其是后续的检察机关，可能会紧紧抓住交易过程中任何不完美的细节。比如，签约时一些夸大的宣传、过程中变更的沟通记录、甚至是事后补充的一些单据，都可能被解读为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的证据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：将整个事件往《刑法》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框架里套，特别是利用该条中“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”这项“口袋”条款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更为隐蔽和典型的模式：先签订并履行一份小额的、正常的合同，建立信任。随后，再基于这份信任签订一份金额巨大得多的合同，并在履行后者时出现问题。这种“钓鱼式”的操作，会让后一份合同的“诈骗”嫌疑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具说服力。当事人和家属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如果事实本身对我方有利，对方在民事上无法反驳，那么转向刑事指控，试图通过追究重罪来达到目的，就成了一种可能的危险选项。
电话突然响起，被告知家人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带走。那一刻，恐惧和慌乱是人的本能。家属四处托人打听，得到的可能是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。而当事人身陷囹圄，面对一连串的讯问，孤立无援。
在这种极端压力下，保持理性和客观，成了最宝贵也最困难的事。这里尤其要谈到一个关键环节：在最初的侦查阶段，特别是采取拘留、逮捕这些强制措施时，当事人在面对侦查人员询问时的陈述至关重要。我们见过太多案例，当事人在紧张、误导或信息不全的情况下，做出了与事实有出入甚至对自己不利的陈述。这些陈述一旦被记录在案，就可能成为推动案件向不利方向发展的“基石”，让办案人员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。
相反，如果当事人能清晰、客观、稳定地陈述事实，不被诱供，不臆测，那么案件的基础就会牢固得多。因此，对于家属而言，在得知消息后，最紧迫、最核心的行动，不是盲目去找关系，而是立即为当事人寻求专业的刑事律师帮助。让律师尽早介入，会见当事人，了解案情，稳定他的情绪，指导他如何依法应对讯问，这远比病急乱投医要有效得多。律师的介入，本身就是对办案程序的一种专业监督，能最大程度防止当事人因不熟悉法律而做出错误陈述，保护他的合法权益。
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，本质上是对民事法律秩序的冲击。它像一柄重锤，轻易就能砸碎一个商业主体数年积累的信誉。面对被“升格”为刑事案件的纠纷，恐惧无用，抱怨也无益。唯一能做的，是立刻锚定专业力量，用法律的武器，去辨析罪与非罪的边界，去守护那根名为“事实”的底线。这条路注定艰难，但唯有清醒、专业和坚持，才能穿透迷雾，还原真相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