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基于2026年最新司法实践与办案经验。
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只是收购了几张手机卡，既没打电话骗人，也没分到一分钱，最后却被定了诈骗罪。在杭州做刑事辩护这些年，我见过不少家属拿到拘留通知书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困惑：这怎么会是诈骗呢？这背后其实涉及一个关键的法律概念——共同犯罪。简单来说，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，就是共犯。核心不看你在犯罪链条里干的是哪一环，而看你是否知道自己在参与犯罪，你的行为是否推动了犯罪结果的发生。几个月前，我们团队在研讨一起电信诈骗案时，就遇到了类似的认定逻辑。
很多当事人家属问，他只是帮忙收了卡，怎么就成了诈骗罪？这就要从共同犯罪的本质说起。刑法明确规定，共同犯罪不要求每个人都亲手实施诈骗行为。只要事先有共谋，分工协作，共同促成犯罪结果，就应认定为共犯。我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第一步不是急着见当事人，而是先在会议室把整个犯罪流程拆开，看当事人的行为处在哪个环节。如果他为上游提供了手机卡、设备等关键通讯工具，且明知这些东西会被用于诈骗，那么他的行为就和最终的损失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。就像一台机器，他的零件虽然不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但缺了它，机器转不起来。结合本案来看，行为人主动收购并交付手机卡的行为，就是在为诈骗提供必要的通讯支撑，这一步是让话术能打到被害人手机上的前提，因此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，而非帮信罪这类轻罪。
这是本案最值得讲的一个点，也是我们团队内部曾经激烈讨论过的问题。电信网络诈骗分工极度精细，拿起电话骗人的和坐在家里收卡的，对犯罪的支配力完全不同。如果把所有损失都压在底层收卡的人身上，明显罪责失衡。法院在本案中确立了一条重要规则：对于像本案中这种仅提供通讯工具、不掌握诈骗流程、不控制赃款的辅助从犯，退赔责任以预期违法所得为上限，不需要对被害人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。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，责任要和参与程度匹配。我们团队在研判类似案情时，会反复分析当事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实际地位和主观恶性，因为这一点直接决定退赔范围的大小。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，那就是承诺的报酬根本没拿到手。这种情况，法院没有因为未实际获利就免除退赔义务，但也没有超出预期收益范围去加重责任，最终退赔金额就卡在预期获利那条线上。
看到判决结果，有人可能会觉得一年五个月似乎不重。但别忘了，行为人之前就因电信诈骗受过刑事处罚，刑罚执行完毕不满五年再次犯罪，属于累犯，依法应当从重处罚。同时，他又主动供述、认罪认罚，构成坦白和认罪认罚的从宽情节。法院就是在从重和从轻之间进行了一次精确的平衡。这种平衡背后，凸显了我们对案件阶段性机会的把握。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，认罪认罚的时机和内容就需要专业判断。如果错过了窗口期，即便是同样的案情，量刑结果也可能不同。很多情况下，什么时候签认罪认罚具结书，怎么和检察官沟通量刑建议，都需要律师在充分阅卷后给出建议。
说到底，诈骗罪共犯的辩护，重点不在于否认参与，而在于厘清参与的程度。收了几张卡、拿了多少钱、知道多少内情，这些细节往往就是决定罪责轻重和退赔范围的关键。如果你正因为搜索杭州诈骗罪律师而看到这篇文章，记住，网络上的分析只是一种方向，真正能对当事人产生影响的，是把卷宗翻开、把证据排开的专业判断。
先别急着打钱私了，第一时间找律师介入，抓住黄金37天的救援期。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、了解案情、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，争取取保候审或不批捕。
有用。主动退赃退赔，尤其是获得被害人谅解，是重要的从宽情节。但退赔范围取决于参与程度，从犯可能仅需在自己所得范围内承担责任，这需要律师结合案卷分析。
关键在主观明知和共谋内容。如果知道卡是用于诈骗并提供，可能构成诈骗罪共犯；如果只是概括知道可能被用于网络犯罪，则可能构成帮信罪。两者量刑差距很大，需要专业律师据实辨析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