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斌律师：掩隐罪存疑不起诉辩护点

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不理解，为什么只是把银行卡借给别人，最后却被追究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这个罪名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明知是犯罪得来的钱或物，还帮忙转移、藏起来或者代为销售。它和另一个罪名“帮信罪”容易混淆，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是否“明知”。帮信罪是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支付结算帮助，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要求行为人确实知道，或者应当知道，自己经手的钱物是犯罪的直接结果。关于“明知”的认定，司法实践中并不是靠嫌疑人自己承不承认，而是综合判断。就在几个月前，我们团队刚处理了一起类似的案子，当事人最终拿到了存疑不起诉的结果，这背后涉及的，正是对“主观明知”证据链的突破。

一、“明知”与否，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

很多身陷这类案件的当事人，最困惑的一点就是：“他们说我是明知的，可我确实不知情。”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常说的一个核心问题：办案机关如何认定“明知”？ 司法实践中，一般会看几个方面：交易时间是不是在半夜、地点是不是很隐蔽、报酬是不是高得离谱、以及你自己是不是采取了某些异常方式来逃避监管。但在我们团队看来，作为杭州专办刑事案件的律师，我始终认为，这种“推定”是存在辩护空间的。 比如，我们团队曾经梳理过一个案子，当事人被哄骗，说自己公司走账需要过桥流水，他是在完全被蒙蔽的情况下提供了银行卡。我们通过调取他日常与朋友的聊天记录、审查对方所谓“公司”的资质材料，发现所有信息都指向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这种情况下，认定他“明知”用于犯罪，证据链就不完整。我们会习惯性地在白板上画出“主观认知”的时间轴，把每一个接触节点和获取的信息一一标注出来，来向办案机关还原：他在那个时间点，客观上根本没有能力判断这笔钱是赃款。

二、从“认罪求情”转向“证据突围”

在侦查阶段，很多人本能地想着，我认了，态度好一点，也许就能早点出来。这个想法其实容易忽略一个隐藏的风险。侦查阶段对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类犯罪的定性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后续案件的走向。一旦过早地认罪认罚，笔录固定下来，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，再想翻过来做一些无罪或轻罪的辩护，难度就增加了。我经常对团队里的年轻律师说，我们做案子的第一步，不是急着去会见，而是先集体研判案卷，把证据一个个拆开看。证据能力、证明力、以及证据之间能不能形成闭合的链条，是我们要找的突破口。 我们办过的那个存疑不起诉案件，关键就在于我们抓住了“资金流向”和“当事人获利”这两项证据的断裂。虽然银行卡被用于转移了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但当事人自己没有任何获利，卡是被骗走的，本人也没有取现的行为。我们就向承办检察官反复阐述，在没有获利动机、卡又脱离本人控制的情况下，如何能断定他对后续具体的犯罪事实是“明知”的？这种情况，案件的定性就存在巨大的疑问。

三、争取不诉的路上，时机和方向最重要

我常说，处理这类案件，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方向错了，还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一个案件从刑拘到报捕，最多十四天，再到检察院审查起诉，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黄金窗口期。如果方向是盲目退赃退赔，而没有在辩护意见上穷尽一切可能，有时候反而会失去主动权。我们团队在办案时，会习惯性地准备多套方案，一套是针对批捕阶段的辩护，一套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，有时甚至要提前考虑，如果起诉了，法院阶段的辩护策略是什么。这种“模拟攻防”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，案件证据最薄弱的地方到底在哪。而所有这些前置的工作，最终都可能导向一个结果——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向检察官清晰地证明，这个案子证据严重不足，事实不清，不符合起诉条件。案件到了检察院，这意味着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，能做的事情和在侦查阶段完全不同。 存疑不起诉，就是在这阶段最理想的结果之一，它意味着案件终结，不留案底。当然，我必须坦诚地讲，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，是否能争取到这样的结果，需要律师看了全部案卷材料，进行全面的分析后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。

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，说到底，是一场在程序和实体法条间的精细博弈。面对困境，冷静分析、摸清案件性质，比盲目焦虑更重要。虽然过程可能波折，但只要找准辩护方向，依然存在争取转机的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