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基于2026年最新司法实践与办案经验。
很多家属不理解，为什么只是把银行卡借给别人，最后却和诈骗扯上了关系，甚至被当作诈骗罪共犯处理。要弄明白这里面的门道，得先理解一个叫“帮信罪”的罪名——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人如果明明知道别人在利用网络干犯罪的勾当，还为其提供支付结算、互联网接入或者广告推广之类的帮助，就可能构成这个罪。它与诈骗罪共犯最核心的区别，在于主观上“知道到什么程度”——是笼统地知道对方可能干坏事，还是确切地知道对方在搞某起具体的诈骗。就在前段时间，我们团队刚好处理了一起涉及两卡支付结算的案件，核心争议点也正是这个界限。
很多刚被拘留的当事人，最深的恐惧是被认定成诈骗罪的共犯，觉得这辈子就完了。但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，这里存在很大的辩护空间。从法律构成上看，诈骗罪的共犯，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同伙在实施诈骗，并有共同犯罪的故意。而帮信罪的主观要求，是概括性地知道对方“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，并不要求对每一次具体诈骗都清楚。比如，在电信网络诈骗的“集群犯罪”模式下，提供银行卡的行为发生后，如果无法证明持卡人和上游诈骗犯之间有共谋，或者明确知道转移的钱就是某起诈骗案的赃款，就不能为了图省事直接定性为诈骗共犯。我们团队在分析这类证据时，通常会在白板上画出资金链和通联记录的时间轴，逐个节点审查主观明知证据是否断裂——这往往就是辩护的关键突破口。
很多人栽的跟头，就在于小瞧了推定规则。当事人总会说“我不知道啊”，但司法实践中，司法机关不会只听你嘴上说，而是根据客观行为综合认定。比如，有没有频繁交易、有没有逃避身份验证、获利的金额是否异常等等，这些都是判断主观明知的依据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杭州，作为专注于诈骗类犯罪辩护的律师，我们不敢掉以轻心。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如果不及时与检察官沟通，梳理出“概括故意”与“确切故意”的边界，当事人本可能只构成轻罪帮信罪，却被错误地以更重的诈骗罪起诉。说到底，帮信罪的明知，是一种对被帮助对象犯罪的笼统认知，核心在于明知的内容而不是明知的绝对程度。把这个逻辑讲透彻，是争取轻罪认定甚至不起诉的重要一步。
除了主观故意，一个人在电信诈骗链条上处于哪个位置，也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罪名。根据我们团队的经验，这类案件中的帮助行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：提供技术支持或两卡的上游环节；配合话术、接触被害人的核心环节；以及事后取款洗钱的末端环节。如果行为人只是在诈骗既遂后帮忙转移钱款，那很可能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和诈骗共犯的定性相差甚远。我们每遇到这类案子，第一件事不是打无准备之仗，而是组织团队把所有涉案行为编码，按“时间轴+功能定位”双重标准进行分类——哪一段有码商码农的情节，哪一段接触了被害人，哪一段只是单纯走账。这个拆解的过程，往往能让原本被“一锅端”的打包评价里，浮现出大量减轻罪责的角色依据。案件到了检察院，这意味着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，能做的事情和在侦查阶段完全不同，精准的行为阶段归位就是最好的辩护。
其实对于家属们来说，真正的恐惧不是刑期的长短，而是感到一切都没有定数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。如果你正是因为搜索“杭州诈骗罪律师”而看到这篇文章，请明白，网上的信息再全面，也替代不了针对你案件事实的专业诊断。任何一个细节，都可能改变行为在犯罪群中的定性。与其自己胡乱猜测，不如把材料带过来，我们团队先帮你做一次全面的案情梳理，弄清楚现在到底处在哪个位置，下一步最有利的选择又是什么。
可以积极争取。如果能证明仅是“概括性”知道对方可能从事网络犯罪，缺乏对具体诈骗案的通谋，可能仅构成帮信罪而非诈骗共犯，这有助于降低取保候审的难度。
关键看介入时间和对犯罪的贡献。帮信罪通常在犯罪中对资金结算提供支持；掩隐罪则多在犯罪既遂后转移赃款。单纯比较通常帮信罪量刑略轻，且定性需要结合主观明知和参与阶段判断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