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基于2026年最新司法实践与办案经验。
很多家属不理解，同样是在行贿人和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牵线搭桥，为什么有的中间人定了介绍贿赂罪，有的却成了受贿罪的共犯？简单来说，区分的关键不在于“形式”上是否充当了中间人，而在于“实质”上是否和受贿方站到了同一边，有没有共同的利益谋划。一个仅仅是转达信息、撮合见面；另一个则是深度参与利用职权的谋划、甚至约定好如何分赃。这两种定性，在最终的量刑上差别不小。作为专注刑事案件的律师，近期我们团队在分析职务犯罪的辩护方向时，就正好研讨过类似的实务区分点。
在办案过程中，我经常和团队的年轻律师讲，看行为不能只看“形”，得看“神”。介绍贿赂罪的“中间人”，他的目的是撮合一笔交易，自己可能从中拿点好处，但这种好处往往是单笔的“感谢费”，他不介入受贿人如何利用职务便利的核心环节。而受贿罪的共犯则完全不一样了。
就拿《刑事审判参考》里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说，被告人刚然虽然自己不负责处理违章，但她不仅把有处理权限的同事吴某介绍给了“黄牛”，更关键的是，她和吴某就受贿的细节进行了深度通谋。 她们商量好了处理违章怎么收费、不扣分的违章怎么收费，甚至连后期涨价都约定好了；为了避免监管，她们还商量了如何找人冒充驾驶人去进行人像识别。这种程度的谋划，已经远远超出了“中介”的范畴。我们团队在处理类似案件时，第一步也是梳理所有聊天记录和转账流水，在白板上把当事人之间“何时、何地、如何商量”的时间轴画出来，这往往就是区分介绍贿赂和共同犯罪的核心突破口。
说到共同受贿，另一个让当事人和家属困惑的点是：犯罪金额到底怎么算？比如在这个案子里，刚然把收到的钱款分了一部分出去，支付给了伪造证件的人和跑腿的“群众演员”。这笔钱是不是就不算受贿金额了？
这恰恰是一个隐藏很深的认知误区。法律上认定受贿金额，看的是你实际收受或约定收受的财物总额，至于你拿到钱以后怎么分、发给谁，这属于拿到钱之后对赃款的处分行为。不管是分给同伙，还是用于支付犯罪成本，都不影响受贿总额的认定。 想一想这个逻辑：行贿人把一笔不小的数目打包给了你，就是用来打通关系和承担所有办事开销的，至于你内部怎么分配，他根本不关心。从法律角度看，当你和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同事达成共同占有贿赂款的通谋时，你们就已经对全案金额承担了刑事责任。只要是你们共同行为导致收受的，不管最后由谁保管，都属于共同受贿。
在这个案件里，刚然为了能帮“黄牛”顺利处理违章，还去伪造了机动车行驶证。这时候有人会问，伪造证件不是为了受贿吗？这不就是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，应该从一重罪处罚吗？
这个想法可能把法律关系想简单了。我们内部讨论复杂案件时也常争论，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的严谨逻辑上。牵连犯有一个重要前提，就是这个“手段行为”必须是实施那种犯罪的“通常手段”。比如你为了诈骗而伪造公文，这很常见。但在本案中，受贿罪的实现是不是必然需要伪造证件？显然不是。大多数受贿案根本不需要伪造证件。这说明，刚然实施的受贿和伪造证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行为，它们在法律上不具有不可分离的直接关系。因此，法院对她实行了数罪并罚，这在法律上是非常清晰的。这提醒我们，面对多个犯罪行为时，不能想当然地套用牵连犯的理论，每一个行为都需要单独进行法律评价。
很多家属在焦急的时候，容易听信一些网络上不准确的片面解读。刑事案件的黄金辩护期非常短暂，尤其是在杭州。如果你或家人正在拱墅、西湖或滨江区遇到了类似的难题，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可以把情况告诉我。作为一名专注杭州本地刑事案件十八年的律师，我能帮你从程序和证据角度，判断当前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。
关键看是否参与了利用职权的通谋和分赃。如果只是简单的引荐和转交财物，可能偏向介绍贿赂；如果连怎么用权、怎么分钱都商量好了，就极容易被认定为受贿罪共犯。
算的。法律规定，受贿金额以收受总额为准。收到钱后再分给别人，属于对赃款的处置，不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，这属于共同犯罪的连带责任。
不一定。如果后一个行为不是实施前罪的通常手段，比如受贿不必然要伪造证件，那么两个行为独立构成犯罪，最终会实行数罪并罚，无法从一重罪处罚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