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律师叶斌：医生收回扣，为什么有的定轻罪有的定重罪

很多医药领域的从业者不理解，同样是医生收钱，为什么有的案子最后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有的却定受贿罪，判罚差距悬殊。用大白话讲，关键不看是不是主任、有没有头衔，而是看他收钱的时候用的什么权力。用的是开处方的资格，还是拍板采购的行政决定权，这两者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轨道。作为专注杭州刑事案件十八年的律师，几个月前我们团队刚处理过一起类似的医药行业案件，当事人正是卡在这个身份认定上。

先别纠结职务，来看权力本质

很多人一看到科室主任被抓，本能反应是“肯定定受贿罪，跑不掉了”。但实务中真不是这么简单粗暴。我在办案中和团队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区分罪名的核心不是头衔，而是行为本身。如果一个医生，哪怕是挂着副主任的名头，但他收钱仅仅是因为多开了某种药、多做了某些检测，这实际上是在利用处方权。处方权的本质，是医生运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为患者提供诊疗方案的技术性权力，它不是行政权力。这种情况下，收受药商好处费，通常会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方向去认定。反过来，如果这个主任在科室决定采购哪家公司的耗材、试剂，直接拍板或者用建议权影响了最终结果，然后据此收取对方款项，这就是在使用行政职权了。行政职权直接关联着医院的管理和决策职能，动了它，性质就变了。

看不见的风险，往往在“建议权”里

这也是我在咨询中经常跟当事人强调的一个认知盲区。很多人觉得，我没签字，不是我最终定的，只是口头说了句“这家公司不错”，不应该算吧？但从我们团队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，恰恰相反。医疗采购链条里，“建议权”很多时候就是核心环节。科室提需求、建议入围名单，这个动作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商业导向价值。一旦这个建议被证实是基于利益输送而做出的，哪怕最后走的是合规的招标流程，依然可能被评价为利用行政职权。我们团队曾经在白板上梳理过一个案子的证据链条，从招标文件、到会议记录、再到资金流向，循着时间线推演下来，发现最终被认定为受贿罪的关键节点，正是那一次看起来不起眼的“推荐”。

除了定性，还要想到下一步

面对这类案件，家属最常问的问题，除了“定什么罪”，就是“现在还能做什么”。说实话，医药领域职务犯罪案的辩护，对时间点的把握非常关键。案件到了检察院，这意味着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，能做的事情和在侦查阶段完全不同。从我们团队处理类似指控的经验来看，较早介入，尽早把案卷材料梳理清楚，精准区分当事人每一次具体行为对应的究竟是处方权还是行政权，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辩护方向。是往职务便利的角度打，还是往技术性权力的方向去争，决定了会走非公受贿还是受贿的两条不同路径，两者在立案标准、量刑档次上都差别很大。我经常跟团队讲，处理这类案子不能只看起诉意见书怎么写，得把每次权钱交易的具体背景还原出来，才是负责任的做法。

刑事案件没有回头看，尤其是在杭州，如果家里人遇到了类似难题，不清楚某一笔款项到底属于利用处方权还是行政职权，不要自己猜。把相关材料带过来，我们团队先帮你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分析，弄清楚“现在走到哪一步”、“接下来往哪个方向争取”，远比一个人焦虑更有用。

起点不同，终点也不同

法律这张网确实越来越密了，但正因如此，辨析权力属性这件事，才显得格外重要。一句话的结论给不了，但有一条是清晰的：处分方的认定逻辑、证据的构建方式，都需要有专业的应对。问题的终点，往往取决于最初对权力的辨析，而不是收钱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