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当事人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，问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叶律师，钱不是我骗的，我也没拿到什么钱，怎么就成诈骗罪了？”这个问题，我听过太多次。作为专注杭州刑事案件十八年的律师，我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：很多人在被抓之后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网络犯罪的“工具人”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把这件事讲清楚。
前不久，一位当事人找到我，他因为帮上家发红包被卷入了一起诈骗案。他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在各种群里发红包。这些群是怎么来的？上家拉他进去的。红包的钱是谁出的？也是上家给的。他觉得自己只是干活拿钱，怎么就成诈骗了？
我问他：这些群里的成员，是不是被诱导去下载某个APP？下载之后是不是要进行刷单操作？刷单是不是要垫付资金？一旦跟到最后一步，资金无法回流，被害人就会报警。这个链条里，他发的红包，就是吸引被害人上钩的第一步。公安机关从资金流、信息流、人员流三个方向一查，这个红包是谁发的，用的是谁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户，一清二楚。资金链的嫌疑，就这么指向了他。
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我们团队内部常常会把白板画满，一条一条地去梳理行为链条。我们第一步做的不是急着去见当事人，而是先把整个犯罪模式拆解开来看。因为“诈骗罪辩护”的关键，从来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在整个链条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。
这位当事人被定为诈骗罪，他问我能不能打掉。我告诉他，这个罪名不是铁板一块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定诈骗罪共犯，首先要看上游是否构成诈骗，其次要看你对诈骗行为提供了多大的帮助。
这里就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这两个罪名和诈骗罪共犯的边界在哪里？举个例子，在群里发红包诱导他人下载APP，下载APP的时候，诈骗行为还没真正实施。这更像是在为诈骗准备工具、创造条件。有被害人真的被拉去刷单被骗，但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来薅羊毛的，抢完红包就走人，根本不会被骗。既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，那怎么能一刀切地认定你就是诈骗罪的共犯？
我们团队办过不少类似的案子。团队内部也曾激烈争论过这个辩护点。最后我们一致认为，核心还是要落到证据上。你的行为更接近“散发广告”式的帮助，还是直接参与骗取财物？这里面的区别，直接就影响罪名的轻与重，甚至是有罪与无罪。作为杭州诈骗罪辩护律师，我深知这种身份定性的细微差别，往往就是辩护空间所在。
在这个案子里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。有的群是QQ群，但这位当事人说他根本没参与过。是他的两个下线供出了他，但下线做的事情，是不是都能算到他头上？我常跟当事人讲一个比喻：一个包工头带着两个工人，包工头干的是贴楼梯地砖的活，结果有个工人自己去刮了大白，刮大白出了事，难道还要贴地砖的包工头来负责？
这里面就涉及证据链的问题。如果公安机关指控你的核心是支付宝群出了问题，但QQ群的关联证据与你无关，那么这部分就不能算在你头上。我们坚持到审查起诉阶段进行阅卷，就是要看清楚，出事的那个环节，到底有没有你的事。我们团队在阅卷服务上是出了名的细致，每一份口供、每一条资金流水，都会反复比对。因为“取保候审专业律师”要做的，就是在证据的缝隙里，为当事人找到清白或者罪轻的依据。如果支付宝群内查不到你发过诱导下载的实锤，QQ群的事又跟你没关系，那么定罪的根基就会松动。
说实话，网络犯罪的定罪没那么容易。你用了实名认证的支付宝，就一定是你在操作吗？你发过红包，就一定知道上家在诈骗吗？身份的同一性、主观的明知程度，这些都是辩护的关键战场。
在我们团队办理的案件中，同样有代付类型的案子，最终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结果。为什么？因为证据无法确实充分地证明行为人明知资金是犯罪所得。法律要求的是证据确实充分，而不是觉得你好像有问题就要定罪。我们通过仔细审查每一笔代付的来龙去脉，比对在案证据的矛盾点，最终让证据说话。
当然，我也得坦诚地说，没看具体案卷材料，我无法对任何案件的结果做出承诺。但从经验来看，这类“工具人”角色的案件，罪名和量刑确实存在很大的辩护空间。
刑事案件的黄金辩护期非常短暂，当事人一旦被羁押，家属在外面干着急也没有用。如果你正因为搜索“杭州诈骗罪律师”而看到这篇文章，请记住，网络上的分析替代不了针对你案情的专业诊断。与其自己猜测，不如让专业的人介入，把材料带过来，我们先帮你做一次全面的案情梳理。
说到底，法律看的是证据，是你的行为与结果之间那颗扣得紧不紧的纽扣。如果扣子扣错了衣服，那就该是谁的责任，谁来承担。办案近二十年，我始终坚持一点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为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，找到那条最合适的出路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