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接触过一位九零后的当事人，王女士。她二十出头就进了一家销售公司，卖的是字画和纪念币，目标客户大多是中老年人。她心里其实清楚，公司宣传的“未来能升值、能拍卖”，大概率是实现不了的。但一份有底薪有提成的工作，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，已经算是不错的选择了。更何况，用她的话说，“老板人很好，从来不骂人”。
就这样，她在那家公司待了两年，业绩平平，两年下来销售额也就数十万，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过数千元。因为待的时间最长，她稀里糊涂地成了主管，还拿到了一点点股权。直到几个月前，公司倒闭，东窗事发，她才知道自己卷入了一起诈骗案。
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很多年轻人，尤其是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，很容易因为一份稳定的底薪、一个和善的领导，而忽略了业务本身潜藏的巨大风险。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只是个“打工人”，按指令办事，业绩不好，没赚到大钱，离“犯罪”两个字应该很远。但法律上认定诈骗罪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“明知”，你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。一旦这个前提成立，那么无论你的业绩好坏，职位高低，都已经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。
王女士被带走调查后，态度非常配合。办案人员问什么，她就说什么，前前后后做了九份笔录，把自己能想起来的客户、销售金额，全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。她觉得，自己“坦白”得这么彻底，应该能争取一个好结果。甚至，她还主动退还了数万元的工资和提成。
说实话，这种想法我完全理解，但也很危险。在刑事案件中，当事人的口供（也就是法律上说的“言辞证据”）确实很重要，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。任何刑事定罪，都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，口供必须和其他客观证据，比如转账流水、销售单据、受害人的陈述等相互印证。
我经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：你的口供像是一张地图，但办案机关要顺着这张地图，找到真实存在的“宝藏”——也就是那些客观证据。如果王女士承认自己卖了数十万，但最终能被证据证实的只有其中一部分，那么在法律上，能认定为她个人犯罪金额的，就只能是这部分。她“多说”出来的部分，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，是不能直接用来给她定罪的。很多时候，当事人在紧张和回忆偏差下说出的金额，往往比实际能查证的要多，这反而给自己挖了一个坑。
当一个案子从公安机关侦查结束，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，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“侦查”阶段基本结束，案件的材料和证据基本固定了。对于当事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阶段，也是争取不起诉、缓刑的最后机会窗口。
在这个阶段，有几件事必须要做：
第一，第一时间请律师去阅卷。这是最核心的一步。只有看到了完整的卷宗，才能知道公安机关到底掌握了哪些证据，哪些对当事人有利，哪些不利。我们团队办案，第一步永远是阅卷。只有把所有证据材料吃透，才能制定出最有效的辩护策略。
第二，重新评估自己的角色和地位。王女士当过“主管”，这听起来好像很严重。但她是凭业绩当上的，还是仅仅因为工龄长？她有没有参与公司的核心决策？有没有培训他人进行虚假宣传？这些细节，都直接影响到她在整个案件中是主犯还是从犯的认定，对应的量刑结果天差地别。
第三，规范地退赃退赔。王女士主动退钱的态度是好的，但她把钱直接给了办案人员，连张收据都没有，这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。合规的退赃退赔，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，确保这笔钱能被计入量刑情节。否则，很可能钱退了，却没有在法律上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我经常对年轻的当事人说，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，但辨别是非的能力更重要。一个“人很好”的老板，并不能成为一家公司违法的挡箭牌。不过，走错了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岔路口继续凭感觉往前冲。看清脚下的证据，找到正确的方向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