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年，我们团队处理过不少涉及未成年人的敏感案件。有一个现象让我越来越不安。在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逻辑里，似乎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——只要孩子能说出一些所谓的“成人细节”，事情就铁板钉钉了。一个小孩，如果讲出了超出他年纪认知的话，那他就只能是亲历者。这个推理乍一听很有力，但它跳过了太多本不该跳过的程序。我反复翻看案卷，看到辩护方对被害人陈述可靠性提出的质疑不在少数，理由从诱供、诬告到陈述前后矛盾，各有不同。但一旦被贴上“非亲历不可知”的标签，这些质疑就很难再被认真对待。
法律要给儿童特殊保护，这完全没有错。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增设新罪名，两高两部联合出意见，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，是为了通过程序正义去补强儿童在认知和表达上的天然不足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保护在某些环节被简化成了一种“有儿就定”的倾向。儿童陈述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地位，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在它面前，常常显得苍白无力。这背后有一个很现实的困境：这类案件，往往缺乏客观证据。没有监控，没有伤痕鉴定，没有第三人在场。当唯一的核心证据就是那个孩子的讲述时，质疑讲述，就等于是在挑战办案人员已经形成的内心确信。这很难，但难，不代表不应该做，更不代表可以不做。
绝对可信的思路，会把案子带入一个危险的循环。既然孩子的陈述被推定为真，那所有与之不符的辩解，就自然成了狡辩和拒不认罪。我们接触的当事人里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否认发生了接触，而是拼命解释当时的场景和被描述出来的“细节”之间，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可如果这个鸿沟没人愿意去看，那他的所有努力，在法律上就接近于零。一旦辩解不被听见，辩护的空间就被压缩到了几乎没有。这样一来，无论证据链条中夹着多少疑问，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终点。这种做法，表面上看是在高效地打击犯罪，完成指标，但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，连同他的家庭，一起碾过去。
刑事案件的定案，本来就不该建立在“大概率是”的推测上。孩子的权益当然要死死守住，但这跟要求每一条证据都硬硬地摆在那里，并不冲突。真正考验司法人员的，不是站在某一方去共情，而是在汹涌的民意和单薄的证据之间，还能不能保持住一份冷静的审视。如果你的家人正困在这样的指控里，觉得百口莫辩，不妨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们帮你理一理，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疑点，或许正是案子的关键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