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，我们团队的律师为了一个诈骗案件，再次去了一趟南方某城市。当事人家属找到我们时，情绪很激动，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叶律师，我弟弟他是被骗了，他真的很冤枉！”
情况听起来确实有些让人同情。这位张先生因为生意周转需要一笔钱，就在网上找到一个说可以办理贷款的渠道。对方以“银行流水不够，需要包装”为由，让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和U盾寄过去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他就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了。涉案的流水金额高达数百万，目前已经被核实与诈骗有关的就有数十万。
在会见时，张先生也一再向我强调，他完全不知道对方会用他的卡去接收诈骗款项，自己一分钱好处没拿到，纯粹是为了办贷款。从情感上，我们完全理解他的处境。但在法律上，一句简单的“我不知道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刑事案件，尤其是诈骗罪这类犯罪，非常看重一个核心要素：主观上是否明知。 也就是说，办案机关会重点审查，当事人是否知道或者“应当知道”自己的银行卡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。他们会从几个角度来判断：
行为是否异常： 正规的贷款需要寄送银行卡和U盾吗？这是一个违背基本生活常识的行为。这种“异常”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对当事人不利的疑点。
有无获利： 即使当事人声称没有拿到钱，但办案机关也会调查整个链条中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。
认知水平： 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生意的成年人，是否应该对这种天上掉馅饼式的“包装流水”保持警惕？
所以，当事人感觉“冤枉”，和法律上能否认定为“不知情”，是两回事。前者是一种情绪，后者则需要扎扎实实的证据来支撑。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，那么在司法实践中，这种行为很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帮信罪”的“升级版”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干着急和反复强调“冤枉”是没有用的。辩护工作就像拼图，需要我们把所有对当事人有利的碎片都找出来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、能够被采信的故事。根据我们办理这类案件的经验，有几件事是必须立刻着手去做的。
第一，全面梳理和固定客观证据。 当事人的口头陈述在没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，是非常脆弱的。我们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能证明他确实是在“办理贷款”的证据。比如，他和那个所谓“贷款公司”的聊天记录，哪怕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，也能起到辅助证明的作用。另外，他向朋友、家人提及需要贷款周转的对话记录，也能侧面印证他的真实目的。
第二，提供证明其正当需求的材料。 这位张先生是做酒水买卖的，我们指导家属第一时间提供了他的营业执照、日常的经营流水等材料。这些材料的目的，是为了向办案机关说明，他确实有真实的资金需求，这为他“办理贷款”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动机解释。
第三，专业指导下的有效沟通。 刑事拘留期间的每一次讯问笔录都至关重要。很多当事人因为紧张或者不了解法律，在做笔录时说多错多，或者关键细节说不清楚，导致前后矛盾。律师介入后，会和他详细沟通，告诉他哪些事实必须清晰、准确地陈述，哪些与案件无关的话可以不说，确保他的表达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，避免因为不当陈述而陷入被动。
会见结束时，张先生拜托我，一定要尽力争取取保候审，还反过来安慰我说，“叶律师你放心，我这个情况，取保机会很大，甚至可能无罪。”
我能理解他急切的心情，也理解他想给家人一份安心。但作为律师，我必须说实话：取保候审只是变更了强制措施，不代表案件的终结。 它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暂时离开看守所，但案件的侦查、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依然在继续。把取保等同于“没事了”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觉。
更重要的是，像这类案件，即便存在无罪辩护的空间，也绝不轻松。它需要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深度介入，与办案机关进行有效沟通，提交专业的法律意见和证据材料，在环环相扣的刑事诉讼程序中，一步一步地去瓦解对方的指控逻辑。任何不切实际的乐观，都可能导致家属和当事人放松警惕，错过最佳的辩护时机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说到底，法律不相信眼泪，它更看重事实和证据。当事人每一次看似微小的努力，家属每一次有效的配合，都可能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。虽然前路不易，但只要方向正确，每一步努力都有它的意义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