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段时间我办理的一起强奸案，让我对看守所里的隐形风险印象特别深刻。当事人承认自己有发生性关系的意愿，但只承认了法院最终认定的犯罪未遂。可检察官始终坚持指控他犯罪既遂。如果既定，刑期会差两到三年。正当我围绕证据不足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，步步为营准备辩护时，我看到了公诉方提交的这样一份证人笔录——来自同监室的一名室友。
这份笔录是在监区检察官谈话室做的，但它不是讯问笔录，而是证人笔录。关键是，这个证人在事发前根本不认识我的当事人。他只知道别人管我当事人叫“老刘”，连全名都说不清楚。就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公诉人问他：“你同监室的刘某某你知道吧？”他答：“我不知道他全名，都喊他老刘。”紧接着第二个问题：“你知道刘某为何被关押吗？”
这个问题不是在“问”，而是在“引导”。它诱导对方回答出检察官心中预设的那个答案。一旦室友如实回答“我知道他是因为强奸罪进来的”，这份笔录就成了“证人证言”，可以用来支撑指控。
看到这份笔录，我并没有觉得意外。恰恰相反，它向我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：公诉方关于“既遂”这一指控，证据严重不足。
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。如果一个案件铁证如山，定罪板上钉钉，没有一个检察官会费尽心思跑到监区去，找一个根本不认识嫌疑人的室友来做笔录。这无异于“刺探军情”，说白了就是证据不够，只能另辟蹊径。
按照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只有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才有作证的义务。这位室友既不知道案发经过，也不了解案件背景，他掌握的所谓“信息”，不过是监室里的道听途说。这份证言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。所以我在质证时提出了两点意见：第一，证人与案件无关，笔录不具备证据资格。第二，这份笔录恰恰暴露了公诉方对“既遂”指控缺乏硬伤，只能依赖外围的、诱导性的旁证来补强。
更要紧的是，它反证了当事人的说法。室友作证说“听说老刘是因为涉嫌强奸进来的”，注意“涉嫌”二字。这不恰恰印证了当事人自己在庭上的态度吗？他认为自己只是被怀疑、有嫌疑，并不意味着就构成了犯罪既遂。这份笔录倒是从侧面帮了我们的忙。
这个案子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对两起强奸既遂的指控不予认定，只认定了未遂。当事人少面临了两到三年的刑期。但回过头来看，有一个细节值得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警醒：看守所内，你在和谁说话，对方在听什么。
这也是我反复跟当事人强调的一点——如果决定不认罪，或者对部分事实有异议，就尽量避免在看守所里跟任何人讨论案件细节。在一个四五十人的监室里，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你，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，可能会因为一个立功减刑的机会，去主动向办案机关“汇报”你的情况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我见过太多因此“翻车”的案例。
所以，同监室的人，不是朋友，是证人。真正能保护你的，是法律、是证据、是专业辩护律师对案件细节的把控。很多人第一次遇到这类事，连“什么时候该沉默”都不知道。这很正常。可以先来跟我聊聊，把情况理清楚，再做下一步的动作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