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找到我，神情里满是焦虑。他说自己在一家新成立的“助贷”公司上班，工作就是通过电话招揽那些征信不太好的客户，帮他们“想办法”从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拿到贷款。公司业务不错，他自己也能拿到一份月薪过万的收入，但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
他问我：“叶律师，我们向客户收取一笔不菲的提成，然后帮他们包装，找一个征信好的人来贷款，最后把钱转给客户。整个过程都有录音录像，这事儿……到底有没有问题？”
我能理解他的困惑。在很多年轻人眼里，这或许只是一种“金融创新”或者说“业务技巧”，但以我执业十八年的经验来看，这种模式的边缘，往往就是刑事犯罪的红线。
这位年轻人描述的业务模式，在行内可能被称为“AB贷”。简单来说，真正的借款人A因为征信问题无法贷款，于是助贷公司找到了征信良好的B，通过一系列操作，让B作为名义上的借款人从银行贷款，再将这笔钱转给A。公司则从A那里收取相当高的手续费。
问题的关键，不在于钱最终给了谁，而在于B，这位名义上的借款人，是不是在完全知情、自愿的情况下贷的这笔款？
年轻人坦言，B一开始可能并不完全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公司会通过后续的沟通，利用所谓的“人情世故”把关系“架起来”，让B最终同意去贷款。他们之间还会签一份民间借贷合同，似乎一切都显得那么“合规”。
然而，法律上看重的不是最后那纸合同，而是B决定贷款的真实意愿是否受到了欺骗或隐瞒的影响。如果公司在沟通过程中，存在虚构事实（比如夸大A的还款能力、隐瞒贷款的真实风险）或者隐瞒真相（比如模糊B作为主贷人的法律责任）的行为，诱使B基于错误的认识去申请了这笔上百万的贷款，那么整个行为的性质就可能从“居间服务”滑向了“诈骗”。
“可我们有录音录像，B最后是同意的。”这是很多从业者自我安慰的理由，他们觉得白纸黑字加上影音资料，就是一道完美的“防火墙”。
但现实是，这道墙往往没那么牢固。原因有两点：
第一，形式上的同意，不等于实质上的自愿。很多公司的话术经过精心设计，可以在不触碰明显违法词汇的情况下，对B形成误导。当事人B可能在一种被营造出的紧迫感、人情压力或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点了头。一旦案发，司法机关会审查整个过程，而不仅仅是最后签字的那一刻。
第二，当事人的口供威力巨大。我办案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：一旦资金链断裂，A还不上钱，银行找到B催收，B意识到自己背上了巨额债务，他去报案时会怎么说？他大概率会说自己被骗了，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被虚构事实蒙蔽的受害者。如果出现多个B都用相似的口径指证这家公司，那么这些口供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证明力，足以穿透那些看似完美的录音录像。
最让那个年轻人担心的，其实是自己的角色。他只是一个打电话、拿提成的普通员工，老板和公司担责，和他有关系吗？
关系很大。我们团队不久前刚处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，一位当事人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，在类似的公司做着类似的工作。案发后，尽管他只是一个基层的业务员，但因为他参与了整个犯罪链条，并且从中获取了远超正常水平的提成，最终也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，面临着一年多的刑期。
在刑事案件中，不存在“不知者无罪”的绝对豁免。当你明知公司的业务可能存在问题，却因为高薪而选择参与其中，你就已经把自己置于了巨大的风险之下。你的职位、你的业绩、你拿到的每一笔高额提成，都可能成为日后司法机关认定你“主观明知”的证据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我最后给那个年轻人的建议很简单：尽快离开。有些钱，赚得不安稳，不如不要。追求一份高薪的工作没有错，但选择一份能让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得踏实的工作，可能更重要。
毕竟，在法律的红线附近游走，即便一百次没事，只要有一次越界，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人生的黄金时期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