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段时间，我在会见一位被关押的年轻人时，他反复提到一句话：“我没骗过人，只是被困在那里。”案件背景是涉嫌诈骗犯罪，地点涉及境外的网络园区。类似的情形这几年越来越多，不少人并非主动参与，而是被诱骗或胁迫到境外，随后被迫从事电诈相关工作。
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件。家属最初接到通知时，一头雾水——一个原本普通工作的人，怎么会突然成了诈骗嫌疑人？这种困惑很常见，但处理上要谨慎，因为这类案件的认定逻辑与普通国内诈骗案并不一样。
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指控时第一反应是：“他是受害者，怎么还成了犯罪嫌疑人？”
从法律角度看，《刑法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，对境外电诈园区人员有比较明确的认定标准。只要在此类园区逗留并参与实施诈骗行为，即使没有真正骗到钱，也可以视同参与。司法解释甚至规定，境外停留达到一定时间的，不需要实际诈骗金额，也可能被认定构成犯罪。
听起来严苛，但这是应对此类跨境犯罪的现实做法。辨别关键标准之一，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“实质参与”。例如：是否执行了诈骗任务、是否编写过话术脚本、是否主动请求继续工作等。
在我接触的案件中，确实有部分当事人因被骗到境外短期滞留，最终被认定为“情节较轻”，而刑期明显低于一般诈骗案。但前提是——必须能证明其被动性和非主观故意。具体证据往往包括护照被没收、财务受控、离境受限等事实。
这类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，侦查机关会审查的不只是账户流水，还有一系列细节：当事人的实际岗位、园区内部等级、是否接受任务指令等。
对律师而言，辩护的关键常常是还原真实处境。比如在前文提到的案子中，当事人仅在基层岗位做些基础工作，薪资微薄，并未参与电诈主线；这类细节，在笔录和同案犯证词中都有体现。
很多时候，案件的转机就在于这些细节。 根据经验，如果能证明当事人没有实施诈骗行为，仅短期滞留、期间被迫劳动或管理受制约，则有机会争取轻判甚至缓刑。
同案人员的证词尤为重要。若能形成交叉印证，能显著强化辩护方向。侦查机关也会综合比对是否确有“骗取金额”情节，若无法查实，那么法院通常会倾向于按从轻处理。
我理解家属最常问的两个问题是：“能不能出来？”和“会判多久？”
实话说，涉境外诈骗案件要取保候审的难度很高，尤其在批准逮捕后。真正的转机往往出现在审查起诉阶段。如果证据链存在断点，或同案人员已经说明了受胁迫的情节，律所团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从轻或缓刑的法律意见。
从程序上看，控制刑期的关键节点在审判阶段。此时，辩护人能通过事实陈述、证据核实和量刑意见，把风险降到合理范围。对于家属来说，重要的是提供能佐证被迫事实的材料——比如护照被扣、网络聊天记录、出境机票、工作环境照片等。这些往往比一味的情绪表达更有实际作用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错过了关键节点。涉境外诈骗案件尤其如此，一个不起眼的证据就可能成为量刑差距的原因。
如果家属现在正处在等待或者不确定阶段，不妨先把整体情况理清楚。很多家属第一次来咨询，只是想问明白当事人的处境，这很正常。我们通常会先分析案件阶段，再判断哪些信息值得立即补充。
有些结果无法立刻改变，但通过正确的介入，至少能掌握主动权。毕竟，从刑事拘留到审查起诉，时间并不宽裕。
说到底，这类案件的真相比表面的“诈骗”复杂得多。法律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定罪，也不会忽视被迫情境。只要证据链能呈现真实过程，法庭一定会给出对应的考量。
对我而言，看到当事人逐步安心下来，是最好的结果。每一份辩护意见的目的，不只是减轻刑期，更是帮助家属看清方向——清楚的判断，永远比仓促的行动更有力量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