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团队接到好几个和社保有关的刑事案件咨询。这些案子有个共同点：当事人大多是小企业主，都觉得自己只是帮朋友或者员工一个忙，怎么也想不到，会和“诈骗罪”这三个字扯上关系。
办了十八年刑事案件，我见过太多因为“不懂法”或者“抹不开面子”而陷入困境的朋友。今天，我想结合最近处理的几类案件，聊一聊社保诈骗这个话题，特别是作为公司负责人，哪些不经意的“帮忙”可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刑事风险。
“叶律师，我朋友不在我这上班，就是想挂靠在我们公司缴社保，方便以后孩子上学。后来她生孩子，用我们公司的名义报了生育津贴，钱都到她账上了，我一分钱没拿，怎么就说我诈骗呢？”这是前不久一位企业主王总来咨询时，反复向我强调的一点。
这种情况，在实践中非常普遍，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挂靠代缴”。很多老板觉得，这是成人之美，反正自己也不出钱。但问题恰恰出在报销环节。为了让朋友顺利拿到那笔数万元的生育津贴，王总不仅要以公司名义提交申请，还得“配合”制作虚假的工资流水、打卡记录，以证明他朋友是公司的“真实员工”。
在法律上，这个“配合”的行为，性质就变了。诈骗罪的核心是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骗取公私财物”。你伪造的工资流水和劳动关系，就是“虚构事实”；目的是为了骗取本不符合申领条件的社保基金，这就构成了诈骗。很多人会说：“钱又没进我的口袋！”但刑法上，诈骗罪并不要求行为人自己非法占有，帮助他人非法占有，同样构成犯罪。在这种共同犯罪里，你虽然没拿到钱，但作为公司负责人，提供了关键的帮助，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还有一种情况，更让人唏嘘。去年我们办过一个案子，某科技公司的一名员工，下班后在公司组织的聚餐上喝了不少酒，回家路上自己摔伤了。按规定，这很难认定为工伤。但员工家属找到公司负责人李总，声泪俱下，说家里条件困难，希望公司能帮帮忙，在报工伤的材料上写成“下班途中发生的意外”。
李总心一软，觉得员工跟了自己很多年，不容易，就在不实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上盖了章。最终，社保基金支付了一笔不小的工伤赔偿款。几个月后，有人举报，东窗事发，李总和员工家属都被刑事拘留。
李总觉得非常委屈，他认为自己是出于同情，而且钱也确实都给了员工家属。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我们的辩护思路会集中在几个关键点。首先，李总确实没有从中牟利，这对于争取从犯地位、获得更轻的处罚至关重要。其次，要深入了解李总在盖章时，对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了解多少。他是被家属完全蒙蔽，还是明知真相仍然配合？这直接关系到他主观恶性的认定。说实话，有时候一个看似简单的签字，背后的法律后果远超想象。
说了这么多风险，是不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一定构成犯罪，没有辩护空间了呢？当然不是。在我们的办案经验里，有一个点经常被当事人和家属忽略，那就是社保机构自身的审核责任。
社保基金的发放有一套严格的流程。如果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存在明显瑕疵，或者事实本身经不起推敲，社保机构的审核人员有没有尽到实质性的审查义务？比如，在“挂靠代缴”的案件里，如果一个长期“零申报”个税的公司突然冒出来一个高工资的员工来申领生育津贴，审核人员是否应该警觉？在工伤认定的案件里，对于一些蹊跷的受伤经过，他们有没有进行过必要的调查核实？
如果社保机构自身的审核流程存在重大漏洞，或者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，导致了社保基金的损失，那么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能被切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“如果你们好好审核，这个骗局本可以被识破”。这一点，往往能成为案件辩护的有效突破口。在办案中，我们会向司法机关申请调取社保机构的内部审批卷宗，仔细核查每一个环节，这在一些案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很多时候，刑事风险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“人情往来”和“好心帮忙”里。法律不讲人情，但法律讲证据、讲事实。当风险来临时，最重要的是冷静下来，厘清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、主观想法和具体行为，这是有效应对指控的第一步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