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，我从某区检察院出来，为一个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子签完了认罪认罚具结书。最终的量刑建议是一年三个月，当事人家属听到这个结果，连着说了好几声“满意”。说实话，我也松了口气，因为这个结果，来得并不容易。
案情不算复杂，甚至可以说很典型。一位年轻人，被别人诱骗，提供了自己的几张银行卡用于收款和转账。上游是电信诈骗，他成了链条里的一环。这种行为，被定性为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事实很清楚，没什么争议。
棘手的是数额。涉案的银行卡总流水有数十万元，经核实认定的诈骗金额也有十几万。无论从哪个数字看，都超过了十万元的“门槛”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这意味着法定刑期至少是三年。更麻烦的是，整个案子里，只有我的当事人一个人到案，那些教唆他、利用他的上家，一个都没抓到。
案件刚到检察院，我就和承办检察官做了第一次沟通。对方的初步意见很明确：数额超过十万，又没有其他同案犯到案可以分担责任，最低可能就是三年。这个开局，对我们来说相当不利。
很多当事人或家属在这种情况下，第一反应可能是去争辩“这个罪名不对”。他们会觉得，我的家人只是提供了卡，应该算更轻的“帮信罪”，而不是“掩隐罪”。这种想法很普遍，但作为办了十几年刑案的律师，我很清楚，在案件事实已经基本扎实的情况下，硬要去推翻罪名定性，就像迎头撞向一堵墙，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。
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决定，放弃在罪名上做无谓的消耗。我的辩护策略是：接受定性，主攻量刑。这就像下棋，有时候为了保住最重要的棋子，必须放弃一些次要的争夺。我们要做的，是“争取该争取的，放弃该放弃的”。
既然方向定了，那具体要争取什么呢？我和承办检察官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沟通。
首先，是当事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角色定位。虽然上家一个都没到案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“工具人”的事实。他全程都是在别人的指挥下行动，每一步操作都是被动的。我向检察官强调，即便没有其他同案犯指认，但从聊天记录、转账痕迹这些客观证据来看，足以认定他只是一个从犯，起的是次要、辅助作用。
其次，我谈到了“罪责刑相适应”这个基本原则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几百块钱的蝇头小利。我把这个细节摆在台面上：为了区区几百元的获利，却可能要付出三年以上的自由代价，这是否过于沉重？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刑法追求的罚当其罪的原则。一个人的行为当然要负责，但惩罚的尺度，也应该和他主观的恶性、客观的危害以及最终的获利相匹配。
最后，我提供了一份我们团队之前在另一个区办理的相似案例。那个案子的情况和本案高度类似，也是只有一名被告人到案，涉案金额也不小。但最终，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认定了被告人是从犯，并且在退赔后给予了大幅度的从轻判决。我把那份案子的起诉书、判决书和我们的辩护词，一并提交给了承办检察官。这相当于告诉他，我们提出的从犯认定和轻判请求，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有生效判决作为参考的。
正是基于这三个角度的沟通，检察官最终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量刑建议从一开始的“三年起步”，降到了一年三个月。这个过程，没有戏剧性的法庭辩论，却充满了看不见的角力与沟通。
我常跟年轻律师说一句话：“是案件成就了律师，而不是律师成就了案件。”这个案子能有理想的结果，我首先要感谢承办检察官能够审慎地听取并采纳辩护意见。如果他不采纳，我们后续的路会难走很多。
但我也想借这个案子，对很多当事人家属说几句心里话。很多人觉得，刑事案件请律师没什么用，无非就是个“传话筒”。这种看法，真的太片面了。
家属能看到的，是律师去会见了，把话带到了。但家属看不到的，是律师为了那一次会见，在背后翻阅了多少卷宗，查了多少相似的案例；是为了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在脑子里反复推演了多少遍辩护思路；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，和办案机关进行了多少次电话或者书面的沟通。
这些思考、研究和沟通，才是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所在，但它们都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
刑事案件的辩护，就像是在一个规则复杂的游戏里，帮当事人寻找最优解。每一步都可能影响结局，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正感到迷茫，不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。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来帮你分析一下，在当前的节点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，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千万不能做。
刑事辩护任重道远，每一个案子的成功，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并不能保证下一个案子也必然如此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保持专业和敬畏，认真对待每一次委托，力求办好手里的每一个案件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