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份看似不错的offer，一份底薪加提成的工作，甚至还当上了部门小领导，带着几个组员。对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已经算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了。但如果这份风光的尽头，是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呢？我最近在杭州某看守所会见的一位年轻人，就面临着这样的处境。
他所在的公司从事线上短视频培训，因为承诺无法兑现且拒绝退款，整个公司从老板到员工，十几个人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带走了。家属找到我的时候，反复问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他就是个打工的，怎么会是诈骗呢？”这个问题，我想很多身处类似困境的家庭，心里都有同样的困惑。
在看守所里，这位年轻人反复向我强调，他只负责销售部门，对后期的课程安排、服务维护一概不知，客户的投诉也轮不到他来处理。他说的话，我相信大部分是真的。在很多类似的公司里，部门墙很厚，销售只管拉人头，运营只管做内容，大家各司其职。但问题在于，刑事责任的认定，看的不是“岗位说明书”，而是你在整个犯罪链条中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，起到了什么作用。
我经常跟当事人和家属打一个比方：一个犯罪行为，就像一台运转的机器。老板是设计和启动机器的人，而员工，就是大大小小的齿轮和螺丝。你可能不知道这台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什么，但只要你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这台机器有问题，还在为它的运转添油、加固，那么你就需要为这台机器的产出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尤其当你从一个普通员工，晋升为部门小领导，带领团队，拿着不菲的提成时，再说自己对公司的运营模式“完全不知情”，在司法机关那里，是很难被采信的。
既然“完全无责”这条路很难走通，那么辩护的核心，就变成了如何划定责任的边界。不能让一个普通员工，去背整个公司数百万的锅。在我们办理的很多类似案件中，为当事人精确切割责任范围，是辩护工作的重中之重。这就像外科手术，必须精准，不能多一分，也不能少一分。
首先，要区分主犯和从犯。简单来说，发起、组织、指挥犯罪的是主犯，起到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。对于这位年轻人，我们的辩护策略非常明确，就是论证他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，应当被认定为从犯。争取从犯认定，目的不仅仅是“从轻处罚”，而是力求“减轻处罚”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，后者意味着有可能将刑期降到三年以下，为争取缓刑创造前提。
其次，是诈骗金额的认定。公司的总业绩是数百万，但不能把这笔账都算到他头上。我们必须仔细核对证据，将他个人以及他所带领的小团队的业绩剥离出来。哪些是他实际参与的，哪些只是名义上挂在他名下的，都必须一一厘清。这个工作非常繁琐，需要律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阅卷、核算，但每减少一笔不应由他承担的金额，都是在为他争取更轻的处罚。
很多当事人被抓后，在压力之下会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，甚至会把一些自己不清楚、不确定的事情也揽在身上。等到律师会见时，口供已经固定，再想翻供几乎不可能，还会给办案人员留下不好的印象。那么，在已经认罪的情况下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？
第一个关键动作是“退赃”。但这个钱，绝不是自己随随便便退了就完事。什么时候退、退多少、怎么退，都非常有讲究。我遇到过不少家属，心里着急，律师还没介入，就匆忙把钱退给了被害人或者交到了办案单位，结果钱退了，量刑上却没有得到预期的从宽处理，最后“人财两空”。正确的做法，是律师要与检察院就退赃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有效沟通，让每一次退赃，都成为我们争取从宽处理的有效砝码。
第二个关键动作是“稳定口供”。在后续的讯问中，当事人需要律师的辅导，清楚地知道哪些该说，哪些不该说。核心原则是：实事求是，但不超越自己的认知范围。你是否了解公司的整体运营？是否在和客户对接时有虚构事实的行为？这些问题，回答的是与非，直接关系到责任的认定。一个稳定、真实、且能准确反映自己从属地位的口供，是争取取保候审，并为后续争取不起诉或缓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尤其在合同诈骗这类共同犯罪中，每个人的角色认定都直接影响最终的判决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类似困境，还没弄清楚自己在整个链条中的位置，可以先把具体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分析一下，眼下最该做什么。
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也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明知故犯的参与者。在职场中，当一份工作的高回报与其正当性明显不匹配时，需要多一份警惕。守住自己岗位的本分，也守住法律的底线，这不仅是对职业负责，更是对家人最大的保护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