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当事人家属找到我时，常常带着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：人已经被取保候审了，为什么心里还是对能不能判缓刑这么没底？尤其是在一些团伙作案的保健品诈骗案里，这种焦虑更为普遍。取保，在很多人看来是迈出了一大步，但他们隐约觉得，真正的考验还没到来。
我必须先说明一点，取保候审只是一个强制措施的变更，它不代表案件的最终结果。司法机关同意取保，可能基于多种因素，但这不等于案件性质不严重，更不直接与缓刑挂钩。
前段时间，一位外省的朋友就咨询了这样一个案子。他所在的是一个涉及保健品销售的科技公司，因为涉嫌诈骗，整个公司包括推广团队一共十几个人都被采取了刑事措施。他在被关了四十多天后成功取保，这让家人松了口气。但麻烦在于，案卷材料显示，他在所有涉案人员里，业绩排名第三。公司老板被认定的诈骗总金额是数十万，而他的个人业绩就占了其中相当可观的比例。
“叶律师，我们这种情况，缓刑的几率大吗？”家属问得很急切。说实话，我没法给出简单的“大”或“不大”的答案。因为在团伙犯罪中，个体的命运是和整个案件捆绑在一起的。排名第三，在一个十几人的团队里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了，通常意味着在犯罪活动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，想要争取一个好的结果，难度自然不小。
为什么排名这么重要？这里要引入一个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关键，但普通人很少了解的概念——量刑平衡。法院在审理一个共同犯罪案件时，绝不会孤立地看待每一个被告人。法官会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棋手，审视整个棋盘，对每一个棋子的价值和作用进行综合评判，最终给出一个相对均衡的刑罚配置。
这个“平衡”体现在几个方面：首先是主犯和从犯之间的平衡。主犯的刑期肯定要显著高于从犯，这个差距如果太小，就体现不出主从犯的责任区别。其次是从犯与从犯之间的平衡。如果几个从犯的情节、金额都差不多，那么他们的刑期也不应该相差悬殊。比如，同样是普通业务员，金额也接近，一个判了两年，另一个只判了五个月，这就可能被认为是量刑失衡。
回到前面那个案子，当事人的位置就有点尴尬。他的量刑，向上要参考第一、第二名的主犯，向下要跟第四、第五名以及其他普通业务员拉开差距。他个人的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诈骗罪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，法定刑就在三到十年这个区间。虽然作为从犯可以减轻处罚，但具体能减多少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。
那么，是不是排名靠前就一定没有希望了呢？当然不是。刑事辩护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，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精准的切入点。对于这类案件，辩护的重点不能仅仅停留在“我是从犯”这个笼统的层面上，而要进一步向司法机关说明“我是什么样的从犯”。
比如，要厘清当事人的具体工作职责。他是仅仅执行指令的普通销售，还是参与了公司的管理、培训，甚至“话术”的制定？前者和后者的主观恶性与作用是完全不同的。再比如，要分析他的认知程度。他是从一开始就明知整个骗局，还是在中途才逐渐意识到问题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脱身？这些细节，都直接影响着他的责任大小。
当然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积极退赔退赃，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。这在任何诈骗类案件中都是争取宽大处理的“必杀技”。同时，如果能配合司法机关，如实供述，并且认罪认罚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争取缓刑的砝码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很多影响结果的关键节点，往往在家属还在犹豫、观望的时候就错过了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相似的困境，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分析一下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，哪些又是常见的误区。
总而言之，在团伙诈骗案中，取保候审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当事人的排名、金额固然是量刑的重要依据，但这并非不可改变的铁板。辩护律师的作用，就是要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中，找到所有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情节，向司法机关呈现一个更完整、更客观的画像，从而在“量刑平衡”的框架内，为他争取一个最有利的结果。即使排名靠前，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，关键在于辩护是否专业、有效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