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到一面锦旗，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。真正让我在一场庭审结束后沉默良久的，是一桩案子里家属递过来的锦旗上，那行不起眼的小字。
这面锦旗，是一个案子办完后，家属硬塞到我手里的。我收下它，不是因为案子结果有多“漂亮”，而是因为案子本身的逻辑，让我自己都忍不住复盘了很久。一个所有人一开始都觉得“没救了”的案子，最后是怎么翻盘的？
当事人找到我们的时候，人已经被逮捕了。情况非常不利。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，长期和某工厂里的“熟人”进行黄金交易。他对这批黄金的来源心知肚明，一清二楚。从法律角度来看，他完全符合“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”的构成要件。你问他知不知道黄金来路不正？他知道。他不仅知道，还因为交易频繁，这个“长期性”，直接把他推向了三年以上刑期的临界点。金额不大，但次数多。这在司法实践中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重判。
说实话，第一次看完案卷，团队内部都安静了一会儿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常规的辩护思路，在这个案子里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走，当事人就是三年以上的刑期。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，就是当事人的一个“致命缺陷”：聊天记录恢复后，我们发现他曾经跟别人说过自己要“换工作”，还讨论过怎么才能“吸附更多黄金”。这原本是证明他主观故意最直接的证据，简直是给他自己“量身定做”的罪证。
但我当时心里有个念头，没有说出来。这个看似最不利的证据，它是不是只能被用来证明“有罪”？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它？
团队开始疯狂检索案例。我们找到了一个边界地带。在东莞的一些判例中，发现了一个逻辑：如果一个销赃团伙，和上游的盗窃团伙长期、稳定地合作，哪怕他明知手上的财物是偷来的、骗来的，只要你能够证明，他不仅仅是“收赃”，而是已经深度参与到上游犯罪的“计划”中，那么，法院可以认定他为上游犯罪的共犯。如果能被认定为盗窃罪的从犯，刑期就能降到三年以下。
这个逻辑，就是我们那张最不利的聊天记录的救命稻草。他提前知道要换工作，他提前给人准备工具，这不正好反着证明了他不是被动的、简单的“收赃”，而是主动参与上游犯罪的“共谋”吗？我们把这个逻辑，作为核心辩护策略，在法庭上完整地讲了出来。法官听了，没有当场打断。庭审结束，我去申请取保候审，法官说了一句话：“叶律师，你的意见我已经看过了。不用多说，我尽快判决，判决后还有十天上诉期，上诉期过后，直接释放。”
那一刻我知道，我们赌对了。
判决结果出来，判了一年八个月。家属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，甚至觉得出乎意料。但说实话，我心里一直觉得缺了点什么。这个案子能办到这个程度，是遇到了新政策过渡期的特殊时机，也是团队死磕的结果。但面对强大的公权力，我们不得不在法律框架内，接受一个“不伦不类”的结果。不是因为案子本身能有多大的腾挪空间，而是我们为了那个“腾挪的空间”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家属知道我们为这个案子做了多少事。他们知道，这个案子我们跟了整整一年七个月，光会见当事人就去了几十次。开庭前的辅导，开庭后反复的沟通，和检察院之间的激烈冲突，法庭上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他们都没看到。但我们从头到尾做了什么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他们知道，如果当时我们“认怂”，什么都不做，那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就是三年。绝对的对抗不行，完全的认怂也不行。我们就是在夹缝里，强硬地拿回了想要的结果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这个案子，让我想了很久。家属的锦旗，不是给我一个人的。是给那些在无数个日夜里，为了一个渺茫的可能性，一页一页翻证据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去争取的刑事律师们。但归根结底，刑事辩护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把人从重罪捞到轻罪。而是在每一条看似绝境的路上，硬生生地，发掘出那么一点点，让人能重新出发的希望。作为律师，我们能做的,就是用专业和技术，把这“一点点”，放大到最大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