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阵子我在外地谈一个案子时，听到一个挺特别的案例。有人说，有一家公司通过招聘网站招人，安排员工冒充国外律师，专门去联系那些已经遭遇过诈骗的受害者，说是能帮他们追回被骗的钱，结果又骗了一次。他们骗的是国外的人，这种套路俗称“杀洋盘”。这个案件让我思考了一些问题。
这类案件最特殊的地方在于，行为人直接损害了律师这个职业的声誉。很多人本就对法律行业不够信任，再被这么一搞，信任感就更难建立了。但从法律角度看，诈骗罪的成立需要几个关键条件：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，被害人因此陷入了错误认识，并且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。说白了，就是要证明有人被骗了。可在这类“杀洋盘”案中，最大的麻烦就是——找不到被害人。被害人都在国外，语言不通、信息不全，根本无法取得他们的陈述。没有被害人报案，也就无法证明他们是否真的被骗了，更别提他们是不是因为“追回款项”这个幌子才交的钱。所以，这个案子在控辩双方之间，争议很大。辩方会说：连被害人都没有，怎么认定诈骗成功了？但控方会觉得：这些人明摆着在用违法手段获利，难道就因为证据难找，就让他们逍遥法外吗？
这其实是个很现实的难题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被害人陈述确实是定罪的重要一环，但并不是唯一依据。如果能从嫌疑人手中的通讯记录、转账凭证、工作聊天内容等证据中，清楚还原出他们是如何虚构律师身份、如何说服对方付款的过程，法官也有可能认定诈骗事实成立。但问题是，这类案件的证据链条往往很难闭合。比如，嫌疑人可能辩称“我确实提供了服务，只不过没有真的追回钱”；或者“对方是主动给的钱，我没有骗”。如果缺乏被害人的陈述来反驳，这些辩解有时候会让案件陷入胶着状态。我关注这个案子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问题：诈骗罪的认定，并不总是因为你骗了多少人，而是看你能不能证明你骗了人。在某些案件中，正是被害人陈述这个环节的缺失，让原本看起来板上钉钉的案子，出现了转机。
很多家属最关心的其实是这个问题：如果我的家人只是这家公司的普通员工，他会被判刑吗？这要分情况。如果这个员工刚入职不久，还没有实际参与过一笔诈骗交易，没有成功从被害人那里拿到钱，那在法律上，他可能连犯罪都够不上。因为诈骗罪是结果犯，必须要有实际骗得财物的结果。但如果他已经参与了几次，并且有明确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能证明他是在冒充律师、以帮助追款为由索取费用，那就要看涉案金额了。金额大小直接决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可能的刑期。至于能否争取到缓刑或者取保候审，取决于他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角色——是主犯还是从犯，是组织者还是被指挥的基层执行者。对于公司最底层的员工，很多最终被认定为从犯，还有一定的争取空间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。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，可以把情况先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。
说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：法律的判断不靠感觉，靠证据。诈骗罪的成立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条支撑，被害人陈述是其中关键一环。但缺少了这一环，并不意味着案件就必然无法推进。对于深陷其中的普通员工来说，时间窗口比很多人想象得更重要。早一点理清事实，早一点制定策略，结果往往也早一点清晰起来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