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段时间，团队接到一个咨询。一位做工程的中年老板，一脸愁容地坐在我对面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叶律师，我也就是帮着朋友的公司投了个标，递了个材料，怎么就成了串通投标？这事儿有多严重？”
他的问题，其实是很多企业经营者都会遇到的困惑。招投标市场看似规则明确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很多行为与法律的边界非常模糊。今天，我就结合我们团队办理过的类似案件，以及最高法、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，来聊聊串通投标这件事，帮大家把风险理清楚。
坦白说，我见过太多当事人，在案发前根本不知道自己“犯了事”。他们往往觉得：“我们跟招标方关系好，内定也是常态，这叫‘关系到位’。”或者：“几个朋友的公司，大家报个价把项目拿下来，然后分分活，这叫‘抱团取暖’。”
但这些想法，在法律上会直接撞上硬钉子。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写得很清楚，无论你是投标人之间互相串通，还是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勾结，只要“情节严重”，就构成串通投标罪。很多行为看上去是“行规”，但法律只看你是不是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，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。
那什么叫“情节严重”呢？按照最高检、公安部的立案追诉标准，简单说几个常见情形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几十万以上的；违法所得在几十万以上；中标项目金额在数百万以上；或者使用了威胁、欺骗、贿赂等手段；再或者，两年内因为串通投标被行政处罚过两次，然后又犯的。这些数字和条件，就是判断“麻烦”有多大的标尺。
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：有些人以为“我只是帮朋友投个标，没赚钱，不算事”。但法律看的是行为本身。你帮着公司围标、出借资质、制作雷同的投标文件，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，很可能就被认定参与了串通投标。
很多企业主最担心的一个问题，是单位犯罪。一旦认定为单位犯罪，不仅公司要罚钱，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这里有一个我们办案中经常用到的思路：责任切割。比如在一家公司里，具体操作投标文件、去送材料的员工，和最终拍板决定“去围标”的老板，他们的责任完全不同。如果员工只是按领导指令行事，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，或者没有与其他人“共谋”的行为，那可能就不构成犯罪，甚至只是作为证人出现。
我曾经办理过一个案子。一家建设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在老板授意下，联系了几家兄弟单位来“陪标”。案发后，这位项目经理被列为重点嫌疑人。我们在辩护时，重点论证了他与老板之间是否存在“共同犯罪”的故意。最终，检察官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认为他属于被动的执行者，主观恶性不大，最终并没有移送起诉。而那个拍板的老板，自然要承担全部责任。
这个逻辑用一句话说就是：在法律上，谁拿主意，谁就担责。但如果不属于核心决策层，或者没有参与共谋，就有从轻甚至不追责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，一旦面临调查，必须第一时间理清内部的责任链，区分个人行为和单位行为，区分主观故意和无意识跟从。
说一千道一万，如果已经涉嫌犯罪，怎么办？我的经验是，除了前面说的“责任切割”，还必须抓住两个核心：一个是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是否有依据，另一个是“串通”的证据是否确凿。
比如，有些案件中的“串通”，其实就是两个领导之间口头说了句“这次你们别报太高”，没有书面协议，没有资金往来，甚至没有其他的旁证。这种所谓的“串通”，在法律上能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是需要打个问号的。还有，如果两家公司其实都是同一人实际控制的，表面上是多家公司竞标，但实际上是一家人的买卖。一人难成“串通”，因为没有“两个以上的主体”。如果查实确实是这种情况，就不宜认定为串通投标罪。
另外，程序上的错误，也可能是突破口。比如，招标文件是否存在明显的排他性？评标过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？如果这些环节本身就有问题，那么被认定为“串通”的行为，其合法性根基也就动摇了。
说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：招投标市场的水很深，但法律的红线很清楚。别把“潜规则”当“护身符”，也别因为不懂法就随便给人“帮个忙”。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第一时间别慌，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，把责任链条搞清楚，再把证据链条看清楚。
刑事案件的解决不是说把道理讲通就行，关键节点往往是证据上的死穴或程序上的纰漏。如果你觉得处境不妙，第一步不是四处托人打听消息，而是找专业的人，坐下来仔细分析手里的牌面，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打。很多家属第一次来，只是想弄清楚情况。这很正常。我们先聊聊，帮当事人把整件事理清楚，再做判断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