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很多当事人及家属交流时，我发现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：只要卖假货，就可能构成诈骗罪。尤其是在高仿奢侈品这类案件中，一旦被公安以诈骗立案，很多人就觉得“完了”，认为后面只能听天由命。其实，这两个罪名之间，存在一道影响深远的分界线，这道线的一侧是刑期可能十年以上的诈骗罪，另一侧则是刑期相对低得多的售假罪。
要理解这其中的区别，首先要明白两个罪名的核心评价对象不同。我们来看一个湖南曾发生的真实案例。几位年轻人销售高仿的卡地亚首饰，被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，建议量刑三到四年。这个数额如果诈骗罪成立，完全符合。但最终，经过充分的法庭辩论，这个案子被改变定性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，当事人的刑期也获得了大幅降低，并且这个案例后来成为了湖南法院审理同类案件的参考标准。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？关键在于行为本质。诈骗罪，核心是“骗走你的钱”，行为人往往没有真实的交易对价，是空手套白狼。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，核心是“侵犯了商标权利”，行为人确实提供了货物（尽管是假货），交易是真实发生的。后者本质上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知识产权，而非单纯的财产犯罪。用个不严谨但形象的比喻：一个是“我用纸画了个手机卖给你真金白银”（诈骗），一个是“我造了个山寨手机，贴了苹果的标卖给你”（售假）。刑法对前者的惩罚，远重于后者。
在刚才提到的案例里，辩护律师成功改变定性的核心依据，正是紧扣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法院最终采纳的观点，极具参考价值。它揭示了一个关键：并非所有“卖假货、说真话”的行为都必然让被害人“陷入错误认识”。
首先，看交易对象。案例中的买家是二手奢侈品回收商，本身就是行业内的经营者，甚至其中一位还是专业鉴定机构的特聘专家。他们对商品真伪的鉴别能力和行业风险认知，远高于普通消费者。其次，看交易价格。涉案手镯正品专柜价数万元，而当事人仅以一万多元出售，这个价格远低于正品在二手市场的正常流通价。对于专业买家而言，以如此悬殊的低价购入，很难说其是基于“这是正品”的错误认识而付款，更大的可能是其对于货物可能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，是在“赌”或接受这种风险。
最后，看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。当事人有真实的进货成本，商品本身也使用了真金真钻等贵金属材质，具备一定的商品价值。其目的是通过转手赚取差价，这是一种经营牟利行为，与诈骗罪中“非法占有他人财物”的核心主观故意存在区别。因此，将这种行为评价为侵犯商标权的售假罪，远比评价为诈骗财产罪更为精准和适当。
这个案例之所以能成为参考性案例，不仅仅在于实体上的定性之争，更在于程序上的严谨交锋。在一审、二审过程中，辩护方对控方证据进行了细致的质证，指出诸如鉴定机构资质存疑、检材同一性无法保证、扣押程序存在瑕疵等问题。这些程序性质证，动摇了指控的基础，也为实体上的定性辩护创造了空间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案例确立了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。在司法实践中，“同案同判”是维护公平的重要原则。辩护律师当庭提交了详尽的类案检索报告，指出全国各地包括北京、湖南本地法院对于类似销售高仿奢侈品的行为，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。这有力地推动了法院统一本地区的裁判尺度。自此之后，湖南地区类似案件基本都遵循了这一标准，避免了对当事人动辄适用重罪（诈骗罪）进行打击，真正守住了“罪刑法定”、“罚当其罪”的底线。
说实话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类案子的卷宗时，也会特别注意被害人身份、交易价格这些细节。因为它们往往隐藏着定性辩护的突破口。刑事辩护的对抗，常常就体现在对这些细节的挖掘和坚持上。很多当事人和家属觉得“公安抓了、检察院诉了”就大势已去，但事实上，从证据质证到法律适用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争取的空间。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的价值，就是通过专业分析，找到那条最符合事实与法律、对当事人最有利的路径。
如果你对家人涉及的案件定性有疑问，比如是否也存在这种被“拔高”指控的可能，不妨先把情况梳理清楚。关键的交易背景、对方身份、价格细节，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判断。刑事案件的结果，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