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份下午刚刚收到的判决书，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许久。案子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，最终的结果是，检察院指控的两笔事实，一笔近一亿的被认定为无罪，一笔一百多万的被认定为有罪。从辩护结果看，近一亿的指控被拿掉，无疑是成功的。但恰恰是那笔被认定有罪的一百多万，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。
法院认定那笔一百多万犯罪事实的证据，主要是两份证人证言、四份被告人庭前供述，以及两张图片。听起来似乎不少，但仔细拆解，情况就变得复杂。两个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证，其中一人还是本案下游的另案处理人员，其证言的客观性本就存疑。而四份被告人供述，在庭审时几乎全部被翻供，被告人均表示庭前笔录内容不实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调取了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，发现录像中被告人的回答，与最终形成的书面笔录内容存在出入。即便如此，法庭依然选择采信了这些庭前言词证据，作为定罪的核心依据。这让我想起很多当事人和家属的困惑：为什么他在里面说的，和出来跟我说的不一样？为什么法庭好像更相信纸上的记录？这背后，是言词证据天然的脆弱性，以及司法实践中对“稳定性”证据的某种偏好。当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与庭前笔录冲突时，裁判者内心的天平，有时会不自觉地倾向于那份已经固定成文的材料。
除了言词证据，那两张作为物证的图片，更是此案定罪逻辑中一个显眼的“断点”。图片本身是客观存在的，但问题在于，它要证明什么？它与指控的这一百多万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行为，是否存在排他性的、直接的关联？在庭审质证时，我们反复提出这个问题：这张图片，能证明涉案产品就是伪劣产品吗？能证明这批产品的价值就是指控的数额吗？能证明这17个人都参与了这笔犯罪吗？答案都是模糊的。这就好比，用一张鸟类的照片，去指认一只特定的鹦鹉。照片是真的，鸟也是真的，但中间的指认链条是断裂的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对证据关联性的严格审查，在追求效率或面临其他压力的庭审中，容易被一带而过。最终，这两张关联性存疑的图片，与其他薄弱的言词证据叠加在一起，共同撑起了一个对17名被告人的有罪认定。
最让我感到无力的，是本案的判决结果与证据强度之间的反差。基于上述证据，17名被告人全部被认定构成这笔一百多万犯罪的共同犯罪。其中七八个人，与这笔犯罪的核心行为关联度其实很低，但依然被卷入。最终的刑期，出现了“实报实销”的情况，即判处的刑期与已被羁押的时间几乎完全相同，甚至出现了“两年零十五天”这样带着零头的刑期。这通常意味着，法院在量刑时，已经考虑了羁押期限，给出的刑期恰好让当事人能够尽快获释。对于当事人和家属来说，人可能快要出来了，这像是一个“好消息”。但作为一名律师，我看到的是另一种无奈：当证据存在明显缺陷，定罪本身显得勉强时，“实报实销”更像是一种折中和妥协。它解决了当事人当下的自由问题，却留下了一个在法律上未必站得住脚的有罪判决。很多当事人会问，既然都快关满了，是不是就算了？这恰恰是最艰难的选择。接受，意味着背负一个可能证据不足的罪名；上诉，则要面对结果不确定的风险和更久的等待。
这个案子让我再次思考刑事辩护的边界。我们成功打掉了近一亿的指控，这值得欣慰。但另一部分基于薄弱证据链的定罪，又提醒我们，在个别案件中，推动法庭对证据进行最严格的审查，是多么困难而又重要。证据裁判原则不应只是一句口号，它需要体现在对每一份证言、每一张图片的审慎衡量之中。如果你正在面对类似的指控，感到证据似乎“似是而非”，那么你需要一位律师帮你死死盯住证据链条的每一个环节，把“关联性不足”、“无法排除合理怀疑”这些专业的法律意见，用最扎实的方式呈现给法庭。这往往是争取好结果最核心的战场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