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位当事人的笔录里，我注意到一个简单的描述：“我们就是搭了个台，主播在上面唱戏。”这句话点出了很多类似案件的核心争议——搭台的人，算不算唱戏的主角？
前段时间，我们团队接触到一个案子。当事人张先生经营着一个直播电商平台，叫“微乐播”。平台自己不囤货，而是对接几家做青铜器工艺品的供应商。主播在平台上开播卖货，客户下单后，供应商直接发货。平台的工作，主要是负责收钱、结算，从交易额里赚取一个不高的差价。
后来，平台上一位合作的主播出事了。他被客户举报涉嫌诈骗，卖的东西货不对板。关键是，这位主播跑路了，并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平台，说一切都是平台安排的。这样一来，作为平台经营者的张先生，也被牵涉了进来。
这类案件里，办案机关最初的侦查方向，很容易把平台方列为打击重点。逻辑看上去很直接：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、资金通道，是整个商业行为的“组织者”和“受益者”。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一开始也懵，觉得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，怎么就成了诈骗共犯，而且还是主犯？
这个认识误区，恰恰是辩护需要突破的第一个关口。从我经手的案件来看，判断平台经营者是主犯还是从犯，不能只看表面身份，关键要剖析他在整个诈骗行为中实际起到的作用。如果平台只是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服务，没有参与策划诈骗、没有主动招揽欺诈客户、对主播的具体欺诈行为也不知情，那么将其认定为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，是有充分空间的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说的，搭台的人，和台上演戏骗人的人，责任性质可能完全不同。
刚才提到的那个细节——平台“赚取一个不高的差价”，在实际辩护中，往往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抓手。在张先生这个案子里，我们仔细核对了平台的收支。发现由于行业惯例，平台需要扣押主播一部分保证金；更麻烦的是，当有主播“暴雷”跑路后，为了平息客户投诉、维护平台信誉，张先生还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了一部分退款。
这么一算经济账，他实际拿到手的利润，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可观。我们把这份详细的财务梳理提交给司法机关，不是为了哭穷，而是要证明一个关键点：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正常的商业服务赚取技术服务费，而非以参与或纵容诈骗活动来牟取暴利。这种获利模式与主观上积极追求诈骗结果的心理，存在本质区别。主观恶性较小，是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事实基础。
从第一个细节到刚才的分析，我们能看出，这类案件的辩护往往是一个“组合拳”。除了作用地位和主观方面，当事人的事后行为也至关重要。在意识到合作主播可能涉及违法活动后，张先生主动暂停了相关板块的运营，并着手处理善后。这个“主动终止”的行为，虽然在法律上不必然构成犯罪中止，但清晰地表明了他不希望违法后果继续扩大的态度，是重要的悔罪表现。
在量刑环节，法官会综合考虑这些情节。主动停止业务、配合调查、尽力减少损失，这些积极动作，都是法庭在决定是否适用从轻、减轻处罚时会认真考量的因素。它向法庭传递了一个信息：当事人并非执迷不悟，而是有纠错和守法的意愿。
直播带货领域的新模式层出不穷，与之伴生的法律风险也越来越隐蔽。作为平台方，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，务必建立完善的风控审核机制。而一旦卷入纠纷，厘清自身在链条中的真实角色和作用，收集能证明经营意图和实际收益的证据，往往就是厘清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、重罚与轻判的关键所在。
这类案件调查初期，信息往往是混乱和片面的。如果你或家人正处于类似的困惑中，感到责任划分不清，首要的是别慌。先把平台的合作模式、利润构成、你对主播的管理程度这些具体情况系统地梳理出来。很多时候，转机就藏在那些被忽略的经营细节里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