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刑事审判中，一个常见问题是：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，能否被认定为坦白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涉及法律概念的界定和司法实践的平衡。今天，我们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探讨这一话题。
2020年12月至2022年5月，徐某通过手机应用组建群组组织赌博，结算赌资超过58万元，获利近1.9万元。2022年6月他被取保候审后，竟继续以同样方式组织赌博，又获利近2万元。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徐某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开设赌场事实，并认罪认罚、退清违法所得。最终，法院认定他构成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。
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：徐某在审判期间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同种罪行，是否构成坦白？这直接影响到量刑从轻的认定。
坦白作为法定量刑情节，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（八）中首次明确规定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，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从轻处罚。这里的关键在于“犯罪嫌疑人”这一主体的界定。
在刑事诉讼中，“犯罪嫌疑人”和“被告人”是根据诉讼阶段不同而对同一主体的不同称谓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称为犯罪嫌疑人，提起公诉后称为被告人。但诉讼阶段并非一成不变——当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时，实质上又回到了侦查程序。这时，对于新发现的犯罪事实，受刑事追诉者的身份可视为犯罪嫌疑人。
团队律师在办案中发现，许多人对坦白存在误解，认为只有侦查阶段供述才算坦白。实则不然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，即使是在审判阶段，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。这一规则体现了坦白制度的价值导向：鼓励如实供述，节约司法资源。
具体到徐某案，他在审判期间供述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同种罪行，这部分供述促进了案件侦办，具有较高的诉讼价值。虽然供述时间较晚，但供述内容系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，对查明全案具有重要意义。若仅因处于审判阶段就否定其坦白性质，可能违背设立坦白制度的初衷。
从政策导向看，坦白制度旨在鼓励认罪悔罪，提高诉讼效率。犯罪分子供述的罪行是否被司法机关掌握，往往比供述的时间点更为重要。供述未被掌握的罪行，更能体现协助破案的积极态度，也更能节约司法资源。
团队律师在实务中注意到，类似情况在开设赌场、诈骗等连续性犯罪中较为常见。认定审判期间供述同种罪行构成坦白，符合法律精神，也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。
徐某案最终认定其在审判期间的供述构成坦白，体现了法律对如实供述行为的鼓励。这一认定既符合法律规定，也契合司法实践的需要。对于涉案人员来说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，无论处于哪个诉讼阶段，都可能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