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份境外电信诈骗案件的卷宗里，我看过这样一段笔录：“我只是负责发信息，不知道他们在诈骗。”这句话我遇到过太多次，但真正的难点不在“知道”与否，而在如何区分“参与程度”。
这类案件中金额往往大得惊人，上百万甚至数百万。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真正计算每个人的获利并不容易。按经验，如果能查清某名员工的个人金额，就以个人金额论；如果查不清，则以小组金额计算；小组之间难以区分时，就按照整个公司金额来确定。这种层层叠加的计算方式，往往让最底层的员工背负沉重的刑责。
司法机关在金额无法查明时，还有一种通行做法——根据个人在窝点停留的时间认定参与程度。停留时间越短，刑期一般越轻。看似合理，但在我看来，这种“时间推定”其实有很大误差，因为有些人只是被派去培训或打杂，也被算作参与人员。这类情形，正是辩护空间所在。
很多家属第一次来咨询时会问：“他只是操作聊天软件，也要判三年吗？”现实是，如果在诈骗窝点工作时间较长，根据相关指导意见，确实很容易被认定为从犯甚至主犯。但在实际辩护中，我们仍可争取罪轻处理。
辩护关键在于“角色区分”和“行为具体化”。我们通常会把嫌疑人的职责拆解——是谁负责推送？是谁生成资源？资源在内部是否流转？——这些细微的区分，决定了是否能把当事人从“核心环节”推开。我曾代理过一位年轻员工，他只是按照主管指令操作后台，没有直接接触被害人。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提出的“职务边缘化”观点，量刑比同期案件轻了不少。
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节点：时间。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，辩护空间会急剧收窄。很多家属往往等到起诉书下来了才找律师，这时候已错过了最能影响结果的阶段。说到底，电信诈骗的辩护不是要争论“有没有罪”，而是要看“参与到什么程度”。
当嫌疑人被遣返回国后，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职务认定。不同层级的员工——组长、经理、技术人员、推送员——对应的刑期差距可能达数倍。有些涉案人员虽然金额高，但确实只是执行任务；有些担任管理职位的人，虽然直接金额少，却组织、指挥了他人行为。法院更看重的是责任链的上下位置，而非单纯的金额。
因此我们在此类案件中，会配合家属整理当事人在公司的工作架构、职责说明、聊天记录等证据，用以证明其非核心角色。这些细节常常决定结果。一个不明显的辅助行为，就可能让刑期从数年降为一年左右。辩护方向选对了，后续才有意义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因为不了解规则而错过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。从刑事拘留到审查起诉，时间并不宽裕。如果家属已经收到境外电诈案的通知或侦查阶段消息，可以先把具体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一看，当前该做什么准备，这一步往往比结果更重要。很多家属第一次来，只是想弄清楚整个程序，这很正常，我们通常会一步步解释。
归根结底，境外电信诈骗案件并非全然无解。合理区分角色、明确责任链、掌握辩护时机，这三点决定了能否争取到较轻刑期。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转机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,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