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份判决书里提到一个赌博平台，使用区块链技术，交易额达数十亿，几千名技术人员涉案。这个案子让我沉思，技术的边界在哪里，而法律的底线又在哪里。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找到我们时，对涉赌案件的理解还停留在“打打牌”、“玩玩游戏”的层面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踩到了刑事红线。今天，我想结合一些真实的办案观察，和大家聊聊关于赌博犯罪的几个关键真相。
不少人觉得，用比特币、泰达币这类虚拟货币进行赌博，或者开发所谓的区块链赌场，披上了高科技的外衣，就能规避法律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解。从我们处理过的案件和司法实践来看，无论赌资的表现形式是现金、游戏币还是虚拟货币，司法机关审查的是行为的实质：是否为赌博提供了场所、机会并从中牟利。
虚拟货币在这里扮演的角色，更像是一个“计价器”。赌资数额的认定，通常会按照购买这些虚拟货币时实际支付的人民币金额来折算。几年前有个案子，当事人参与一个用虚拟币下注的平台，自以为很隐蔽。案发后，司法机关直接调取了他当初用人民币购买虚拟币的充值记录，一笔笔累加，最终认定的赌资让他和家属都大吃一惊。用虚拟币下注，和你用现金在澳门赌场换筹码，在法律本质上没有区别。
很多当事人一开始觉得委屈：“我就是拉了个群，朋友们一起打打麻将、玩玩游戏，抽点‘茶水费’怎么就算犯罪了？”这里面的关键，就在于“以营利为目的”。如果是亲友间小额的、纯娱乐性质的牌局，通常不涉及犯罪。但一旦组织者建立了相对固定的赌博模式，设定了规则，并通过“抽头渔利”等方式持续性地获取经济利益，性质就变了。
我见过不少案例，当事人从建个小群开始，慢慢发展成多个群，有专门负责结算的，有发展下线的，抽成比例也越来越高。这种模式，已经被最高法的指导性案例明确认定为“开设赌场罪”，而不是惩罚较轻的“赌博罪”。两者的刑期差别很大，赌博罪最高三年，而开设赌场罪，一般情节就是五年以下，情节严重的要到五到十年。从“娱乐”到“经营”，往往就在一念之间。
有些朋友觉得，赌博在澳门、东南亚某些地方是合法的，组织别人去玩，顶多是灰色地带。这种想法完全错了。2021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专门新增了“组织参与国（境）外赌博罪”。这意味着，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，或者为境外的赌博网站招揽中国会员，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行为，而且起刑点和开设赌场罪一样高。
我们遇到过一些案子，当事人长期做“叠码仔”，为去境外赌场的客人提供一条龙服务，从办理手续、安排行程到提供赌资、结算筹码。他们以为这只是“服务业”，但实际上，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，导致巨额资金外流，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。一旦案发，刑期动辄数年，非法所得也会被全部追缴。
在涉及网络赌博平台的案件中，一个常见的辩护点是：“我只是个写代码/做运维/搞美术的技术员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做赌博。”但在司法实践中，这种抗辩越来越难被采纳。司法机关会审查技术人员的具体工作内容、对平台盈利模式的知情程度、以及获取的报酬是否明显异常。
如果一个技术人员，明知自己开发的是一个具有下注、抽水、提现功能的平台，并且获得了远高于市场价的报酬，那么他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，是大概率事件。虽然是从犯，可能获得从轻、减轻处罚甚至适用缓刑，但“犯罪”这个标签和伴随的罚金，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。对于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，在选择项目时，审慎辨别其业务实质，是保护自己的第一道防线。
很多家属最关心的是人能不能出来，往往忽略了案件带来的经济后果。现在的司法政策对赌博犯罪强调“打财断血”，就是要彻底铲除其经济基础。这意味着，不仅直接违法所得要追缴，用于犯罪的资金、购买的房产车辆等，都可能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。
特别要提醒的是，涉案的虚拟货币，如今已被明确列为可没收的财产范围。我们经手的一个案件里，当事人账户里价值不菲的各类虚拟货币，在判决中都被认定为赌资或犯罪工具，依法予以没收。一场官司下来，不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多年积累的财富也可能瞬间归零。这种双重打击，是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。
刑事案件最怕的，不是案情复杂，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，错过了关键的程序节点，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应对。赌博类犯罪形式日新月异，但法律审视的核心从未改变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相关调查，感到困惑和压力，最迫切的是理清现状。你可以先把基本情况告诉我，我帮你看看，在当前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是做什么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