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团队在复盘案件时，经常发现一种情况：有些被指控职务侵占的股东，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很“冤”。他们会说，公司账目一团乱麻，说好的分红迟迟不给，自己拿走的那笔钱，本来就是该得的利润。
上周就有位当事人，我们暂且称他为王总，坐在我对面，眉头紧锁：“叶律师，这怎么能算侵占呢？这分明是公司欠我的。”
这种困惑非常普遍。从刑事辩护的角度看，这类案件的核心交锋点，往往不在于“拿没拿钱”这个动作，而在于内心深处那个看不见的意图：他到底有没有“非法占有”的目的？
一个真实的案例里，李总和他合伙人共同经营一家公司多年，因为财务制度不规范，双方对历年利润的核算各执一词，矛盾越积越深。后来李总直接从公司账户划走了一笔钱，并明确告知合伙人：这是抵扣我应得的部分。
这个案子的问题出在哪？关键在于，他们之间关于利润分配的争执，是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、有合理依据的经济纠纷。
如果这种纠纷是真实的，比如有模糊的股东协议、混乱的报销凭证，或者长期未决的分歧作为背景，那么当事人拿走钱款的动机，就更可能是为了解决纠纷、实现自己认定的债权，而不是纯粹想把公司的钱变成自己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事情的性质就更偏向民事经济纠纷，需要用算账、谈判甚至民事诉讼来解决，而不是直接扣上刑事犯罪的帽子。
但如果所谓的“纠纷”根本子虚乌有，或者理由极其牵强，那这个借口就站不住脚了。所以，辩护的第一步，往往就是深入梳理公司从设立到经营的全过程，把那些账目不清、分配不公的“旧账”翻出来，证明纠纷的存在并非空穴来风。
刚才说纠纷要真实，但光有这个还不够。当事人拿走钱之后的行为，是判断其真实意图的“试金石”。
我接触过不少案子。如果当事人心里想的是“以货抵债”、“用这笔钱平账”，他的行为通常会比较“坦然”。钱可能会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账户里，或者虽然用了，但用途清晰可查，整体上处于一种“待处理”或“暂扣”的状态。他可能不会刻意隐藏这笔资金的流向。
相反，如果钱一到手，立刻被转移、隐匿，或者挥霍一空，去向不明，这种“毁尸灭迹”式的处理，就很难用“解决纠纷”来解释了。这更像是急于将财物彻底据为己有，切断与公司的联系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说的，行为本身强烈暗示着“非法占有”的目的。
所以，在审查这类案件时，我们律师会格外关注资金被占有后的流转轨迹。是一动不动放着，还是迅速消失了？这个细节，常常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除了看怎么处理钱，还要看当事人怎么处理“关系”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是为了抵债，当事人拿走钱后，往往会以某种方式让公司或其他股东知情，或者在对方质问时直接承认：“钱是我拿的，抵掉某某账目。” 这是一种公开的、主张权利的姿态。
但如果拿了钱之后默不作声，公司问起来矢口否认，甚至东躲西藏、更换联系方式，这种回避和隐瞒的态度，就与他自称的“正当抵债”目的背道而驰了。没人会这样去主张自己合法的债权。
另外，一个很实际的尺度是“价值是否大致相当”。比如，你认为公司欠你十几万，结果你一把划走了上百万。这个巨大的差额，就需要一个特别合理的解释。如果超额部分没有及时返还，也说不出正当理由，那么对于这多出来的部分，就很难摆脱非法占有的嫌疑了。真正的债务抵消，通常会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
办了这么多职务侵占的案子，我常提醒团队，不要只盯着《刑法》条文。要像侦探一样，去查公司的章程、股东会记录、混乱的流水账，去听股东间争吵的录音。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一个根本问题：当事人的行为，到底是一场粗暴的“自力救济”，还是一场精心伪装的盗窃？
说真的，把股东间的经济纠纷成功阻却在刑事程序之外，不仅仅是辩护的成功，很多时候，也是避免了公司内耗的升级，给各方一个回归谈判桌的机会。作为律师，厘清这其中的界限，既是职责，也关乎对商业活动复杂性的理解。
叶斌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，创始合伙人，执业十八年以来，专注刑事辩护领域，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，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及罪轻判决。在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、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，销假类犯罪，性侵类犯罪，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。团队承诺专业服务、追求有效辩护，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。
